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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真正崛起,从肃清"爱国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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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当“爱国贼”成了过街老鼠时,这个国家才会真的厉害起来。

1860年,当日本人首次乘坐咸临号抵达美国后,大开眼界,新鲜事物目不暇接。舰长专门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船员们好奇地围观,因为在日本使用的都是木伞,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舰长说:“我把这把伞带回国内,撑着伞在街头风光一番,你们说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还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赏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摇,一定会被浪人袭击!”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咸临号回国前半个月,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们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入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满清政府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但是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在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腰插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许多都是“爱国愤青”,视外国人如寇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愤青们”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



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两名船长也被杀害。幕府虽然尽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国家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弥了一场灾难。

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人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出,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在江户开私塾传授西学的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贼”,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高调,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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