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三十六周年: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
一部电影中的五分钟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着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着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着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着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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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着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着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着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着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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