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名校毕业生在香港卖保险 好焦虑啊
2016年早春，香港尖沙咀海港城知名保险公司，一对三、四十岁夫妇推门而入，穿着讲究，手里只拎着一个24寸小行李箱。
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买保险的，这里是保险公司吗？”普通话，北方口音。
前台条件反射：“是的，请这边走。”
这年，达达刚入行不久，从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到香港知名银行工作两年后，从没想过自己会卖保险，年薪超过金融领域顶级高收入的投行从业者。
近几年间，香港知名保险公司的内地背景销售人员，迅速增长到整个销售团队的三成以上，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像达达这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精英。
曾经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热的金融从业身份，迅速站在时代的潮头，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见证了内地人来香港买保险的众生相，其背后折射了内地城市中产阶层的不安和选择，也就是人们说的“中产焦虑”。
这是一份来自达达的口述。
从武大金融毕业生到“港漂经纪”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行业时，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收到北大师生邀请，讲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险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一群本、硕、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认真地听我讲香港保险业，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促成他们请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带来的冲击。一场流感击垮一个中产家庭，让高学历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变化让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响颇大，让大家看清了现实，同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有意识地利用财务工具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好事。”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销售行业时，我需要做一些业务外的维护，陪年长的客户游览太平山或慈山寺，带赶时髦的客户去吃尖沙咀刚开业的纽约名媛蛋糕Lady M。
那时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顶，看到一个留中长发、穿着朴素的娃娃脸小姑娘，尽职尽责帮一对中年人拍照，可能会以为她是导游。但这就是我起步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照片里的夫妇40多岁，男人身着Polo衫，是个硬朗的退伍军官。妻子扎着马尾，笑起来很温柔，还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们是专程来香港买保险的。小有成就，家庭稳定，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视野，是我接触得最多的内地中产客户类型。
初来香港，他们都有些陌生和紧张，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让他们觉得很亲切。而现在，大部分客户都能像对待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看待我，甚至为打扰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当然，我也很愿意为他们提供攻略和建议。
2015年，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我在香港汇丰银行工作已满两年，但银行工作的条条框框，让我找不到激情，考虑转型的我，不难注意到“保险热”。
香港媒体上出现了关于内地人“爆买”转向的报道——尖沙咀天星码头，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几年前，内地游客在LV、Cucci门店前大排长队开启“爆买”时代，而这两年，排队方向多了一个，通往商场顶上写字楼中的保险公司。
媒体上关于港漂经纪的报道也充满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进入保险销售领域，收入超过投行员工和大学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学教授年收入可达上百万港币。
但直接转行去“卖保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考验。即便在保险业成熟的香港，保险销售也曾是一个鱼龙混杂、带有偏见的行业。
远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对：“辛辛苦苦供你读名牌大学，银行不待，跑去香港卖保险？”
那时，一个武大校友在保险公司发展似乎不错，“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出国旅游的照片。交流发现，她们部门不乏国内外各大名校的本硕博士生，“四大”出身的会计师，甚至500强企业出身的CEO。
“保险销售”，更专业的叫“理财顾问”，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精英的行业。
考取保险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后，从产品结构、分红收益乃至售后理赔的服务过程中，我逐渐看出了两地保险的差异和内地人购买保险的巨大市场，认定自己没有选错行业。随着经验和见识的积累，我也对内地中产阶层的普遍心态有了一些了解，虽然身在香港，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跟内地保持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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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买保险的，这里是保险公司吗？”普通话，北方口音。
前台条件反射：“是的，请这边走。”
这年，达达刚入行不久，从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到香港知名银行工作两年后，从没想过自己会卖保险，年薪超过金融领域顶级高收入的投行从业者。
近几年间，香港知名保险公司的内地背景销售人员，迅速增长到整个销售团队的三成以上，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像达达这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精英。
曾经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热的金融从业身份，迅速站在时代的潮头，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见证了内地人来香港买保险的众生相，其背后折射了内地城市中产阶层的不安和选择，也就是人们说的“中产焦虑”。
这是一份来自达达的口述。
从武大金融毕业生到“港漂经纪”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行业时，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收到北大师生邀请，讲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险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一群本、硕、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认真地听我讲香港保险业，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促成他们请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带来的冲击。一场流感击垮一个中产家庭，让高学历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变化让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响颇大，让大家看清了现实，同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有意识地利用财务工具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好事。”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销售行业时，我需要做一些业务外的维护，陪年长的客户游览太平山或慈山寺，带赶时髦的客户去吃尖沙咀刚开业的纽约名媛蛋糕Lady M。
那时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顶，看到一个留中长发、穿着朴素的娃娃脸小姑娘，尽职尽责帮一对中年人拍照，可能会以为她是导游。但这就是我起步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照片里的夫妇40多岁，男人身着Polo衫，是个硬朗的退伍军官。妻子扎着马尾，笑起来很温柔，还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们是专程来香港买保险的。小有成就，家庭稳定，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视野，是我接触得最多的内地中产客户类型。
初来香港，他们都有些陌生和紧张，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让他们觉得很亲切。而现在，大部分客户都能像对待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看待我，甚至为打扰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当然，我也很愿意为他们提供攻略和建议。
2015年，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我在香港汇丰银行工作已满两年，但银行工作的条条框框，让我找不到激情，考虑转型的我，不难注意到“保险热”。
香港媒体上出现了关于内地人“爆买”转向的报道——尖沙咀天星码头，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几年前，内地游客在LV、Cucci门店前大排长队开启“爆买”时代，而这两年，排队方向多了一个，通往商场顶上写字楼中的保险公司。
媒体上关于港漂经纪的报道也充满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进入保险销售领域，收入超过投行员工和大学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学教授年收入可达上百万港币。
但直接转行去“卖保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考验。即便在保险业成熟的香港，保险销售也曾是一个鱼龙混杂、带有偏见的行业。
远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对：“辛辛苦苦供你读名牌大学，银行不待，跑去香港卖保险？”
那时，一个武大校友在保险公司发展似乎不错，“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出国旅游的照片。交流发现，她们部门不乏国内外各大名校的本硕博士生，“四大”出身的会计师，甚至500强企业出身的CEO。
“保险销售”，更专业的叫“理财顾问”，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精英的行业。
考取保险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后，从产品结构、分红收益乃至售后理赔的服务过程中，我逐渐看出了两地保险的差异和内地人购买保险的巨大市场，认定自己没有选错行业。随着经验和见识的积累，我也对内地中产阶层的普遍心态有了一些了解，虽然身在香港，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跟内地保持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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