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2000张冒险带出历史的六四底片
去年底的一天，刘建无意中问他17岁的女儿：“你知道‘六四’吗？”
女儿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六四’是什么节？”
刘建觉得自己身上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突然被触动了。
“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运动），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一刻的震撼让刘建想到了那些压在箱底，被他遗忘了近30年的底片。
“‘六四’我真真切切地参与了。我那时候一直在天安门，我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拍的2000张图片，”他说。
三年前，刘建和家人移居美国。他找到一位在北京的朋友，翻出这些陈年的底片，藏在行李箱里，提心吊胆地带出中国。
在异国的土地上，刘建开始悉心地一张张扫描这些底片。当年记录下的时代光影第一次被放大呈现在眼前。30年前的回忆扑面而来。
1989年，刘建20岁，是北京一所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个生长在军队大院的北京男孩从小淘气、爱打架，也爱画画和摄影。
“那个时候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就带着相机，每天都去天安门，”刘建说。
早上醒来，刘建背上他的尼康相机，骑上自行车，从翠微路一路蹬到天安门广场。
“当时觉也睡得不多。在那种大运动里，我觉得睡觉就是耽误机会，”他回忆说。
近两个月中，他拍了大约60卷胶卷，2000张照片。
刘建说，自己那时也还是个孩子，对政治很懵懂。他只希望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全程记录这场运动。
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转瞬即逝的场景被刘建的镜头定格成永恒：
北京街头，身穿白衬衫的女生高举胜利的手势，青春的脸庞上满是乐观与憧憬；
新华门前，年轻的学子走向站岗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臂膀，他的话语让那位头戴钢盔，同样年轻的武警垂下了眼帘；
人民大会堂前，《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对着高音喇叭大声疾呼，在她身后，游行队伍拉起“新闻非改革不可”的横幅；
1989年4月27日，为抗议政府的《四·二六》社论，数百万学生和各界人士在北京发起4·27大游行（刘建提供）
在广场，用白布条封住嘴的绝食学生迷茫地望着远方，目光中似乎写着对国家前路的拷问
……
刘建捕捉着每一个撼动他心灵的瞬间，他也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氛围感染着。
“4月27日大游行，当时那种场景是让人心能到嗓子眼的。真的，太兴奋了！每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我们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大的力量，真的是什么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
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六四”镇压前的最后一分钟。哪怕是听到军车一点一点向市中心逼近时，刘建也丝毫没有感到害怕。他想，“第一批军车已经被市民拦截下来了，已经调头了，再来一拨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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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觉得自己身上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突然被触动了。
“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运动），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一刻的震撼让刘建想到了那些压在箱底，被他遗忘了近30年的底片。
“‘六四’我真真切切地参与了。我那时候一直在天安门，我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拍的2000张图片，”他说。
三年前，刘建和家人移居美国。他找到一位在北京的朋友，翻出这些陈年的底片，藏在行李箱里，提心吊胆地带出中国。
在异国的土地上，刘建开始悉心地一张张扫描这些底片。当年记录下的时代光影第一次被放大呈现在眼前。30年前的回忆扑面而来。
1989年，刘建20岁，是北京一所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个生长在军队大院的北京男孩从小淘气、爱打架，也爱画画和摄影。
“那个时候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就带着相机，每天都去天安门，”刘建说。
早上醒来，刘建背上他的尼康相机，骑上自行车，从翠微路一路蹬到天安门广场。
“当时觉也睡得不多。在那种大运动里，我觉得睡觉就是耽误机会，”他回忆说。
近两个月中，他拍了大约60卷胶卷，2000张照片。
刘建说，自己那时也还是个孩子，对政治很懵懂。他只希望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全程记录这场运动。
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转瞬即逝的场景被刘建的镜头定格成永恒：
北京街头，身穿白衬衫的女生高举胜利的手势，青春的脸庞上满是乐观与憧憬；
新华门前，年轻的学子走向站岗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臂膀，他的话语让那位头戴钢盔，同样年轻的武警垂下了眼帘；
人民大会堂前，《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对着高音喇叭大声疾呼，在她身后，游行队伍拉起“新闻非改革不可”的横幅；
1989年4月27日，为抗议政府的《四·二六》社论，数百万学生和各界人士在北京发起4·27大游行（刘建提供）
在广场，用白布条封住嘴的绝食学生迷茫地望着远方，目光中似乎写着对国家前路的拷问
……
刘建捕捉着每一个撼动他心灵的瞬间，他也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氛围感染着。
“4月27日大游行，当时那种场景是让人心能到嗓子眼的。真的，太兴奋了！每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我们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大的力量，真的是什么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
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六四”镇压前的最后一分钟。哪怕是听到军车一点一点向市中心逼近时，刘建也丝毫没有感到害怕。他想，“第一批军车已经被市民拦截下来了，已经调头了，再来一拨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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