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学》2008年
拍完《跟我学》过了大概一年，我觉得之后应该有“你我他”，连起来组成一个世界。8年以后，开始拍《跟他学》。
《跟他学》拍摄幕后
运了20吨的书，从废品收购站收回来，放了一年让它长霉。一年后，又卖给收购站，每吨价格还涨了300块。
《跟你学》2013年
2013年拍了《跟你学》，大概是120个课桌，趴着睡觉的这些人，跟一个打着点滴的老头一起学。老头是我自己扮演的。
当时废品收购站运来的很多工具书、高考教辅书，根本没开封，带着塑料皮。我还截了当时我们湖北当地的新闻，临高考前几天，全班打营养液，亢奋起来复习，不能睡觉。
这样“你我他”算在一起，有10年跨度。它有一个反问：到底我们要跟什么学？
《论坛》出演发言人 2001年
《学前班》扮演老教师 2002年
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
我七八成作品里都有自己。有时候我作为一个主角，有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一个老人，几百人的其中一个学生，偷偷地看。
2008年作品《临时病房》：大家坐在一起很麻木地接受治疗，我就像是一个超时空的人，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是在那里看看报纸。
2020年作品《问它》：我全身裹满了泥，坐在一个马桶上，扮演了一个思考者，观众在展厅里要走得离这幅作品很近，才能找到我。
人在看我，我王庆松也在看这个社会。
不管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既是个参与者，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怀疑者。“我跟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很重要。
早期我总是想把自己放在很英雄，很重要的位置，后面慢慢就去藏自己，把我融入在画面中，尽量不被人发现。
《大摆战场》2004年
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铺天盖地的广告，我就做了15米高，大概38米长的一个海报墙，那些牛皮癣啊小广告啊，大概写了一个月，一边看雅典奥运会一边画那些道具。
起名《大摆战场》，一听就是很中国的一个名字，油盐酱醋、针线、老外家教……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缩影，各家又互相竞争，整个像一个战场。
《问它》幕后 2020年
《问它》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主要是世界500强的LOGO，花了4个多月，每天10个小时，一张张画出来，100度老花镜也成了300度。
过了十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商标消失了。商业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们无法摆脱，但我们依然需要给这一切打一个黑色的、正式的、严肃的问号。
王庆松在展览现场
我很少穿戴有商标的东西，物质上需求不多，也不擅长社交场合。别人来看展览，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来了”。
我来北京就觉得要匍匐前进。能坐起来，我尽量坐小马扎；能站起来，我尽量半弓着腰站。因为你无依无靠。多少年之后，别人说庆松，好像做得还不错。我还是尽量低调，人就是得这么低调地过着。
《问它》拍摄幕后 2020年
王庆松在展览现场
摄影，其实是帮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跟别人交流。
如果按普通的方式拍摄5年，别人可能会用200张、300张照片去呈现，但我就只需要一张照片，把我这么多年的各种社会观察，做成像压缩饼干一样，都锁在一张图片里。可以在里面不停地去“找东西”。
别人总说我的照片，什么艳俗不艳俗我就很烦，什么观念摄影，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我根本不是摆拍，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每个镜头都是在社会中找到的。
它没那么生动，没那么好看，但它就是有一点真实。
王庆松工作室附近的街景
后记：他的发型？村里的生活？......
7月底，在疫情风险降级后，一条终于来到了北京。
沿着机场高速公路下来，费了老大劲登记、问询，我们才被允许进入一片藏在城中村里的艺术社区。
这里，一半是平房，沿街一溜日用杂货铺，紧挨着熟食快餐、理发店；楼上留给外来打工者、剩下不多的留守村民。拐个弯，就是一排整齐划一的艺术家工作区，一栋挨一栋。与野生混杂的村民生活区，形成鲜明对比。
10年来，王庆松就隐于此。
生活里，王庆松常穿着人字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雷电发丝”。他说这发型得有快20年了，他找理发师傅把黑发全剃了，只留下一根根稀疏分布于头顶的白发丝，一撸，发丝就能一根根竖起来。“有时候一进电梯，所有人都想退几步。”他说就喜欢这样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老师您有什么爱好？”“最爱睡觉，太爱睡觉了。只想躺着。”这回答，让人联想到2008年他的一幅《跟我学》拍卖出500多万高价时，他本人的反应是：“那天的新闻，就是打扰了我休息，还有七八个电话打进来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
他笑称自己是“低端人口”。当我们跟着他出了门，他就像在城中村里隐形了，一晃神就找不到了。
部分图片由王庆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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