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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Joe Biden）在1月20日宣誓就职当天一口气签下17项总统行政令，从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再到移民事务，接连推翻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孤立主义政策，其中不乏特朗普四年前推翻的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的政策。虽然国际社会均表示欢迎和支持拜登的“拨乱反正”，但抛开拜登行政令正确与否不谈，一次性签署17项行政令推翻前任政策，不能不让人反思政党更替造成的美国政策“忽自由、忽保守”、缺乏连续性和稳健性的现象。

17项行政令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拜登表示要改变新冠危机演变的进程，行政令强制要求在所有联邦政府的场所内戴上口罩，以全面战时状态应对疫情；停止由特朗普发起的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程序，还派出首席医疗安全顾问福奇（Anthony Fauci）代表美国参加正在举行的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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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备受关注的行政令则是重返特朗普去年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竞选时就承诺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抗击气候变化”。移民方面，拜登撤销了特朗普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取消了对墨西哥边境建墙的资金资助。

这些仅仅是拜登上任后一系列否决特朗普政策的开始，预计保守主义倾向的“禁止美国向海外堕胎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禁止跨性别者服兵役”等政策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撤销。

通常情况下，选举结果对政策倾向都会有些许影响，但是过去美国政党更替造成的政策不连贯性影响并没有如此巨大，因为成功当选的总统都牢牢抓住了中间选民的心理，这些中间选民受党派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因此是选举政治中的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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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的重大分歧还是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时期，而且仅仅是针对经济领域，两党并没有在多个领域同时产生严重争议过。不过从特朗普推翻奥巴马的政策，再到拜登推翻特朗普政策的这4年，却让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如经历过山车般难以适应，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次的总统换届导致的精英和选民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过于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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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Caughey、Yiqing Xu和Christopher Warshaw教授曾数据化地研究了美国两党更替导致的不同政策效应，在他们刊登的论文《增量民主：州政府党派更替的政策效应》（Incremental Democracy: The Policy Effects of Partisan Control of State Government）中，他们用回归-间断和动态的数学模型分析了美国政党从1936年到2014年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自由度政策指标”，以衡量每个州政策的自由程度，该指标介于-3至3之间，数字越大，表明政策越自由。

他们的研究报告发现，在民主党赢得州长选举的初期，政党更替导致的政策自由度指标会提高0.03，但是随着任期时间的增加，自由度指数反而会下降。这表明选民对其政策逐渐产生不满，并在州议会的选举中，投出了共和党占多数的议会，以限制州长的权力。不过他们认为，即便如此，政党的影响仍然相当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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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研究的一大悖论就是，他们只纵向分析了政党更替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他们选择了很多州作为研究对象，但只关注了这些州历史上的政党更替导致的政策变化，而没有对比不同的州之间的政策差异。这点很重要，因为有些州历代都偏保守，即使民主党人爆冷赢得州长一职，也不能突然更改早已定调保守的政策，这会招致民意反弹的危险。如果加入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共和党传统地盘的政策与民主党传统地盘的政策差异巨大。

同理可得，党派间领导人在选举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也相当巨大，但是理性的总统都会讨巧地选择中间选民的喜好为自己拉票。只有当特朗普这种严重偏离中间选民利益的总统出现时，才会使政党更替直接导致政策摇摆。过往4年，美国国家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对立愈发严重，给了同样偏执的选民以机会疯狂地支持特朗普。使原本对政策影响有限的政党更替变成了政策大幅摇摆的尴尬局面。

如果拜登不能及时修复美国社会内部的严重撕裂和意识形态站队，不去解决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政党更替导致的政策摇摆趋势会只增不减。那么不难想象，待下一个“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同样会在就职典礼结束的几小时内签署十几项总统行政令，进而破坏政策的延续，加剧社会撕裂和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