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sun]

毛泽东在1958年所发动的异想天开的大跃进没能让中国“超英赶美”，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全国饿死两千万到六千万人，相当于加拿大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倍到三倍。毛泽东虽然还是继续做他的流氓皇帝，但是他在中共领导层中的个人威望却下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已经不再对他俯首贴耳、言听计从了。对于他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荒谬遁辞，刘少奇甚至指桑骂槐地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闯下如此弥天大祸，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不再干预经济工作。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领导下，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经济干才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地“坚决退够、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形势在几年之内又有了较大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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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刚刚摆脱饿死的困境，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毛泽东就又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那日益消失的权力。借助于多年来他在老百姓中培植起来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利用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愚昧思想，毛泽东采取任何封建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搞乱全国，从下至上地推翻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重新建立他个人的封建王朝。

1966年5月16日发表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毛泽东在全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党内得到了通过。但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一线领导人和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对此并不热心。为了加快夺权的步伐，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66年6月1日晚上八点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放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公开发表。8月10日，毛泽东夜访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在场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文化大革命”的阴风邪火就这样被毛泽东煽成了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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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年幼无知和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毛泽东提议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尽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庆祝，尽管这个大会的名称在语法上都欠通顺，但是毛泽东却神采奕奕、兴致勃勃地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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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大肆宣扬，把他的个人声望人为地拔高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毛泽东踌躇满志，觉得这一招很有效，于是在8月31日再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9月5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宣布：“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至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至此，群众自发进行的、已构成既成事实的“革命大串联”正式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肯定，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所谓的选举代表进京变得徒有虚名，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都选自己做进京代表。大家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我热爱毛主席，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种毫无意义的选举使毛泽东看到了青年学生对他的盲目而疯狂的崇拜。毛泽东龙颜大悦，从9月15日到11月26日，又先后六次接见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连同8月18日和8月31日两次，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人数高达1100-1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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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见是通过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而进行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问过宋彬彬的名字以后，毛泽东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 宋彬彬顿时就改名为宋要武。

毛泽东一句“要武”的最高指示埋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系武斗、全国内战的伏笔。但是，无论如何，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见总算比较从容、有一定过程、有少许内容，还基本上算得上叫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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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打倒一切、搞乱全国、重建个人封建王朝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党内斗争日益尖锐化。毛泽东丧失了安全感，再也没有勇气和自信通过大规模群众集会来接见红卫兵了。从第二次接见起，毛泽东就不断地改变接见方式、接见时间、接见地点。所谓的接见已经再谈不上是接见，充其量只不过可以算作毛泽东的仓促亮相而已。第二次接见（8月31日）时，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泽东的敞蓬车只在天安门广场靠近金水桥的地带转了一小圈就缩回去了。等待在广场上的五十万狂热的大、中学生无论如何狂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毛泽东却再也没有出来。第三次接见（9月15日）时，毛泽东的车队沿长安街飞驰而过，从凌晨就守候在长安街两侧的绝大多数大、中学生连毛泽东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11月26日）居然安排在偏远的西苑机场。无论是神仙还是魔鬼，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在这里接见200万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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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虚张声势的接见活动给中国人民和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参加接见的往返途中，许多虔诚的革命学生在扒车和挤车中死于交通事故。在接见过程中，许多狂热的革命学生被另一些同样狂热的革命学生挤伤踩死。生活物资出现了空前的浪费，工矿业生产几乎停顿、交通运输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沿。

最荒唐的“接见”是第八次发生在西苑机场的悲剧——笔者认为，如果把它也叫着接见，那是对这一词汇的侮辱。这次“接见”的参加者凌耿（郭坤仁）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中对这场悲剧进行了详实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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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时钟刚敲过两响，一阵军号声划破了清华园的寂静；接着，四周响起了哨声。排长把我们的寝室的门一脚踢开，开了灯。’起来！起来！大好的机会来了，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你们！’”
在军人的带领下，凌耿和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结队开始了长途跋涉。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儿走。在步行二十多公里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苑机场。大家精疲力尽地席地而坐。“警卫人员开始搜查危险物品——像小刀、金属物品和钥匙等。连地上的小石子也被捡走了。” 凌耿的女友梅梅头上带着一个漂亮发朁。排长不由分说就把它从她头上拔走，因为它“也可以当凶器用。”

大家等了整整一天，都到下午四点五十分了，太阳已经开始下山，毛泽东的车队才出现在机场的跑道上。“他在一辆吉普车上，神色木然，看不出是高兴或是悲哀。他微微撅着嘴，显得对什么都看不起似的，双目死死地瞪着前方，把右手伸到肩膀的高度，僵硬地举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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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们在半夜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多公里、等候整整一天所得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谓“接见”。辛劳和收获是多么的不相称啊！然而，苦难还没有结束。西苑机场只能容纳20万人，但是那天却去了200万人。毛主席接见完毕以后，200万饥寒交迫的青年人都急着尽快离场。凌耿写道，“那一天的收场实在可怕。溃散的人群涌向机场出口，带着我踏平了麦苗，撞弯了树木，挤倒了泥草房，四周只见飞扬的尘土，耳边尽是人声呐喊，有时，只觉得踏上了软软的东西，却一直不知那究竟是衣服还是人体。” ……作者无法告诉我们当天究竟踩死了多少人，共产党也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这个数字。

接着，“突然间，前面传来轰地一响——小河上的木桥垮了。接着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号，这一切离我不过几十步，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捡回来一条小命似的。人们开始涉过浅浅的河水，轮到我进入那最深只有一公尺的河床时，发现水已经完全干了。只剩下软软的烂泥。河水被红卫兵的棉袄棉裤吸干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接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所造成的混乱、惊慌、悲痛、损失，超过了一场战争。但是，毛泽东是从来不考虑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发展的。他关心的只是他的个人权力。

[温西大娘]

eastsun 写道:

毛泽东在1958年所发动的异想天开的大跃进没能让中国“超英赶美”，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全国饿死两千万到六千万人，相当于加拿大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倍到三倍。毛泽东虽然还是继续做他的流氓皇帝，但是他在中共领导层中的个人威望却下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已经不再对他俯首贴耳、言听计从了。对于他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荒谬遁辞，刘少奇甚至指桑骂槐地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闯下如此弥天大祸，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不再干预经济工作。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领导下，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经济干才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地“坚决退够、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形势在几年之内又有了较大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