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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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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祇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祇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祇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祇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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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四九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三面红旗”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点，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在“三面红旗”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毛退居二线，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点“自我批评”。但是，毛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性意义的一点是，毛泽东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我们知道，共产党国家是凭藉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在实际上就享有最高的权力。也许，刘少奇一派人或许会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起码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便可望借助于他们在组织机关中的某种实力，约束住毛泽东的任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提阶级斗争，一是发动中苏论战。这两件事都不难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三面红旗”的灾难招致广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层出不穷.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在61年、62年，四川农民竟有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打进成都郊区石板滩的谣言）。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处于危机之中。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然会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与此同时，毛发动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毛走出低谷，再度强化了他的领袖地位。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于伦比的伟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论点，似乎都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祇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错，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祇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共“八大”决议声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的先进或发达上。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在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内部更加严厉苛刻，对一切所谓旧文化旧观念否定得更彻底，更不宽容，说是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比老祖宗还要左上三分；对外部世界则充满敌意（几乎一切境外电台都被视为“敌台”），富于攻击性——虽然多半还祇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当年，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赢得了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然而这种做法在恢复和强化了党的地位的同时，造成了更强大的毛崇拜。那必然会引起少数高层人士的疑虑甚至某种抵制。这就形成了毛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却达到高峰的奇特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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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祇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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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祇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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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着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 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祇是大部分人没有被肉体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祇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张“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两个文革，是不是也有两个大清洗呢？一个官方的大清洗，一个人民的大清洗。在苏联的大清洗中，难道没有人趁机揭发和铲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吗？在被打倒被处决的苏共官员中，难道就都是好人？难道就没有很多坏蛋，就没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吗？再说，狡诈的暴君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当暴君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广泛的民怨，他就会把一些忠实执行自己决策的下属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我们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种人民性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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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地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祇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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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平反牌赢得人心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写道他在监狱中和一个保守派思想家、长沙一中同学程德明之间的讨论。程德明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杨小凯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杨小凯说：“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程德明说：“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杨小凯说：“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杨小凯这段话表明，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出平反牌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群众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确立并强化他的极左路线，在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群众虽然对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些被指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们参加运动就不免怀有很多疑虑，缺少主动性和自发性。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依照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把那些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并对群众分类排队，依靠党团员、红五类，歧视、排斥和打击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历史问题的或犯过错误的，使很多群众感到非常压抑。工作组撤离后，接下来的文革会和红卫兵（此处的红卫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叫老红卫兵或老兵）在压制群众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打老师打同学，他们还杀出校园，把暴力行为推向了全社会，制造了极其恐怖的红八月。（顺便插一句，我们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后来被称之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这岂衹是刘邓路线。这是党路线，是毛路线。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后来，毛诡称派工作组没有经过他同意，把工作组做的事完全推到刘邓头上，这且不论。那么红卫兵呢？红卫兵、红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刘邓头上么？红卫兵难道不是毛亲自出面支持的吗？红卫兵在红八月的血腥暴行难道不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宣传机器的怂恿和鼓励下干的吗？）



就在这时，毛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不但工作组被否定，老红卫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批斗被关押的群众也纷纷得到解放。这在“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搞运动总是群众挨整，如今群众这个头衔倒成了免于挨整的护身符。过去搞运动整群众，整错了也绝不会认错，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如今被整的群众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来就抢出来当众付之一炬。过去搞运动，总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一马当先，热衷于在群众中挖出阶级敌人，紧跟领导，永远正确，如今他们却被批评为站错了队，充当了反动路线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阶段运动打击面太宽，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如今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成立和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写文章开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衹有在这时，广大群众参加文革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应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具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毛泽东打出平反牌为自己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政敌，从而也就维护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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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受了个大蒙蔽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们》这本书里，陈佩华（Anita Chen）写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份。随后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经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



无须乎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统计就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对而言，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这衹是相对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团员、红五类也为数不少，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部分黑五类是逍遥派）。造反派容纳了比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保守派既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要当保守派。



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学生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莫过于教育体制。试问：对学生而言，尤其是对我辈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学生而言，究竟是所谓旧的教育体制、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还是所谓新的教育体制、所谓毛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那还用说吗？事实上，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们这类学生本来还都是被动的，偏于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很困惑很苦恼的。可是同样是我们，等到后来成了造反派，等到后来我们自己提出各种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时，却是一个比一个左，都是主张政治挂帅，坚持五七道路，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轻视课堂教学，轻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与工农相结合，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资修彻底决裂，废除高考，把上山下乡视为必经之路，以及诸如此类。北京的很多中学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还没等到毛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就主动地、自愿地，甚至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我们在拼命做着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没过几年就叫苦连天，后悔莫及了。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初期对所谓教育革命还心存疑虑，而到了后来揭竿造反时却又变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锋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前阶段受到压制，而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平了反，把我们从前阶段的政治歧视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报效之心，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路线一边。用当时的话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作为过去受歧视受排斥的一批，我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朦胧的自由化倾向——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我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造反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学生的情况是这样，工人和职员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顺便一提，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中共的武装革命也主要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农民撇在一边。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但竟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是农民。道理很简单，三年大饥荒，农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红旗好，要让农民也起来自发地反对刘少奇恐怕没那么容易。因此，毛对农民不放心，在农民中宁肯继续扶植文革前的劳动模范（如陈永贵），也不肯制造农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杨小凯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战而胜之，是因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极左相比，刘邓路线是偏右的，是比较有利于人民的（当然，这衹是相对而言），按理说，群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在野右派”，是应该支持刘邓反对毛的——至少是不应该反过来支持毛而反对刘邓的。但是由于我们受到据说是刘邓路线的压制（如前所说，那并非衹是刘邓路线，那是党路线，是毛路线，不过在当时我们见不及此），是毛把我们解放了出来，因此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毛的阵营，激烈地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我们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我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糟糕的是，这后一方面竟然是我们自己参与促成的。这不是“受了个大蒙蔽”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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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力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毛泽东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敌，巩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路线之后，接连发起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为最高权威，故而在来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牺牲品。还有党内的不同派别，也都是相继被毛利用而又先后被毛打击。最后衹是造就了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来很奇怪，在这时，毛泽东的社会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泽东几乎把全中国各个阶层和党内大部分派别都挨着个得罪个遍，但偏偏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毛的权势达到顶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做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和寡头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们起码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御林军或曰禁卫军），而这支御林军自身的忠诚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既然他们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谁还能强迫他们呢？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强迫自己，所以，他们的忠诚衹能是出于自愿。董卓人人都怕，是因为他拥有吕布；吕布当然不怕吕布，所以吕布效忠董卓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自愿。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衹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我当初在《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当代专制主义的奥秘”一节中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分析，和博兰尼不谋而和）。



大约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学》发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讽刺小说。总书记死了，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出席葬礼。默哀开始，大家都把头深深地低下，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每个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绝状，好像陷入无边的哀思以至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抬起头来，但谁都不敢先抬头，谁都怕自己先抬头而被别人视为对领袖爱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时每个人又都虎视眈眈，等着看有谁敢于先抬头，然后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就这样，他们低着头，直到有一天来了辆大卡车把他们统统装上去送进历史博物馆。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定定地站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大独裁者死了以后，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体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慑力，使得他的继任者们不敢反抗，哪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了。毛的如意算盘大抵就是这样。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了。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撒手人间，而是像邓小平那样，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稳住阵脚，调整应对，情况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