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強勢的人民幣，有利於從根本上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國民購買力、推動產業升級，從而擺脫長期以來依賴出口和產業低附加值的增長模式。
首先是有利於購買力提升與內需擴大。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經濟增長快的國家，匯率會隨著生產率提高而升值。人民幣升值後，進口商品會變得便宜，老百姓的錢包就更“鼓”了，老百姓的實際相對收入提高，消費需求自然就上來了，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匯率升值能通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從而刺激內需增長。
2005年到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約35%，進口商品價格明顯下降，老百姓對進口汽車、奢侈品和電子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老百姓買進口貨更便宜了，國內消費市場也跟著火了起來。
第二是產業結構升級。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匯率升值會逼著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企業轉型，把資源更多地投向高附加值產業，從而實現產業升級。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裡克認為，匯率升值是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為它能倒逼企業從拼價格轉向拼技術和品牌。德國在歐元升值的過程中，靠著專注高端制造業和技術創新，成功提升了全球競爭力，成了歐洲經濟的“扛把子”。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推動韓元升值和產業結構調整，成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第三是緩解“內卷式競爭”。匯率升值能淘汰低效企業，使社會資源流向更高效的行業和領域。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推動經濟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轉變，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和體現。隨著出口效益提升，企業就有更多的利潤向勞動者的收入傾斜，改善勞動條件，減少工作時長等。這都有利於擴大國內消費。
第四是有利於中國企業開展國際並購，控制戰略性資源，促進創新能力提升，增強國際競爭力。日本1980-90年代借助日元升值，大舉在全球並購，成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國際一流企業。
第五是提高人民幣地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保持人民幣強勢，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提升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動力。
第六是減少貿易摩擦，尤其是增強與歐洲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中的貿易談判地位，同時在未來對美關稅戰中占據優勢地位：如美國采取高關稅政策，則必須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就像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的：“匯率政策不僅關乎經濟穩定，更關乎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人民幣匯率升值，正是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戰略選擇。進入新發展階段，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意義應該得到進一步認識。這不僅是破解內需不足等結構性難題的總鑰匙，更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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