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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旅居多伦多的、周璇之子周伟


发布：2025年05月23日 11:50
来源：华报

周伟、常晶伉俪在家中周璇肖像前合影

前言：

周璇是我国闻名中外的著名演员。她离开人间已整整68年，但她那委婉、甜润、动人的“金嗓子”和真挚、自然、感人的银幕形象却仍然镌刻在广大观众的心里。人们为她的艺术才华赞叹和迷恋，又为她凄苦的一生感到哀怜和惋惜。

本月10日，《周璇》音乐剧在上海美琪大剧院首演，周璇温润轻柔的嗓音，坎坷曲折的人生，又重现在夜上海。周璇那谜一般的身世和谜一般的人生，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依然让人们好奇，让人们猜测，让人们议论却又永远看不真切。得知周璇的小儿子周伟，十余年前已经移居加拿大，至今仍从事音乐事业。于是，在一个慵懒的周末，冒着朦朦细雨，《华报》记者飞云带着对周璇的仰慕和对周璇之子的好奇，来到了周伟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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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幢相当宏伟考究的大House，看得出无论是从整体布局到细节设计，甚至房前屋后的草坪和家中的摆设布置，都流露着主人高雅的情趣和对生活的热爱。坐在宽敞明亮的小餐厅中，视线可以透过落地窗看见茵茵绿草。常晶，这个家的女主人，带着一名中医特有的温文与睿智，与我们娓娓而谈，煮茶相待，屋子里满溢着家庭的温暖，在这样愉快的气氛中，周伟先生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飞云：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影星、歌星周璇之子，但是天妒红颜，周璇不幸早逝，失去父母的孩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能否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周伟：我是1952年生人，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文革、插队，后来又移民加拿大，经历了所有移民都有过的奋斗、求生……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由于我特殊的身世，我从孩童时起就过早地遭遇了人情世故、领略了人心险恶。（飞云：能具体谈谈吗？）我承受母亲对我的朝夕呵护，这种幸福只维持了短短的2个月。那时我刚刚出世不久，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却以检查身体为由被送入医院，从此“候门”一入深似海，她被转送精神病院后就再也没能走出那牢狱的高墙。当时我尚年幼，后来才从父亲那里知道母亲在精神病院，就连我们这些骨肉至亲，想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那时我随父亲一起生活，对母亲的印象仅仅来自于非常有限的几次接触，甚至有时只能隔着窗户挥挥手，但母子天性，即使仅是这样的匆匆一瞥，我也仍然能感受到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压抑的痛苦和对我的殷切盼望。我的噩梦始于母亲的去世，而我的父亲却忽然被莫须有的罪名收押监狱，本来我尚能称得上父母双全，却忽然之间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且，尽管我还有奶奶、姑姑等亲人，却被强行送入了孤儿院。不过，现在回想，孤儿院也只能算是一个悲剧的序幕而已。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我被黄宗英收养，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转给一名毕姓人家，连名字都被改头换面！虽然后来几经周折，又回到了黄宗英家，但一个小小的孩子，屡遭如此变故，简直是惊骇至极，完全不懂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飞云：那后来正式进入了赵丹和黄宗英的家庭，而且还和您的哥哥得以团聚，您的生活就变得相对稳定了？）呵呵，我从不认为那是我的家。因为那里没人对我是友善的，或者说给过我人间的温情。相反，我倒从学校的老师同学那里感受到了不少温暖，至今难忘。文革开始后，我去了内蒙古插队，后来又通过考试，成了航天工业部属下一个单位的热处理技术工人。后来又由于工作需要，我还当过警察，搞过刑侦和户籍。80年代末，我移民来到了加拿大，至今已经三十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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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7.816]飞云：您到加拿大以后，曾经成为首位华人地铁音乐家。您当初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size]
[size=17.816]周伟：或许是由于母亲的遗传，我从小就喜爱音乐，而且母亲生前也有希望我将来走音乐道路的愿望，因此我10岁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起先学钢琴，后来主攻笛子演奏。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笛子。当年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笛子是中国民族器乐的精粹之一。我从事音乐的时间越久，对笛子的感悟越深，就越能理解老师教导的深意。（飞云：可是您插队内蒙，后来又回城参加了工作，笛子都一直伴随着您吗？）是的，即使是在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原野上，我的一管竹笛也无处不在。草原粗砺的风沙磨掉了我身上那种上海滩的阴柔，广袤的天地赋予了我宽广刚强的心胸和气质。我同样能用笛子去表达这种感情、这种变化，在马背上、草滩上……我用我的笛子怀念师长和母亲，也吹出内蒙古粗犷的民风民情。（飞云：后来您凭借笛子取得了地铁音乐家的资格，后来更是一路吹到了加拿大音乐厅、CN Tower，您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刚开始做地铁音乐家时还真是有些心理障碍，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和街头卖艺差不多，好像只有很落魄的人才会去操此业。不过后来，随着对这行业的逐渐了解以及对国外环境的适应，我渐渐认识到这是个很好的职业，不仅能和很多兴趣爱好一致的同道朝夕共处、谈音论乐，而且还充满了机会与机遇。国外并不像国内那样职业终身制，而是实行项目制，所以我经常可以得到一些演出机会，其中就也包括了在音乐厅和CN Tower的演出。何况，当你吹笛子吹到兴头上，全身心都投入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想什么丢不丢人的问题呀？（飞云：那您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每次演出印象都挺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演出，身边的人越聚越多，都驻足聆听，最后重重叠叠的人墙居然造成了交通堵塞，劳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呵呵，真是很有意思。其实对于一名艺术家，这种知音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和奖励。[/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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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您出国时已经是人届中年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离开国内，移民加拿大？
周伟：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想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我在国内和黄宗英的官司了。说到那场官司，可能来自国内的朋友还会有些印象，在当时国内那种政治环境和法律条件下，我们真是觉得很难有自己的空间和说话的自由，似乎身边随时都有无形的阻力和压力。要和国内文艺界的长辈黄宗英打官司，简直就是“螆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时我太太常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为了能有一个稍微宽松些的，能让我们说话的环境，她自己一个人毅然先出了国，吃了很多的苦。再说，由于童年时的遭遇，那时的我敏感、内向，还有些孤僻，我也希望能在国外的环境中找到自我。

说起自己过去的经历，周伟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似乎隐藏着什么压抑的情绪，尤其是说到自己当年出国的原因——这在移民中一定是相当特殊的——打官司时，我们不由转向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飞云：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未来才是最重要的。黄宗英和她的先生赵丹都是中国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又曾是您的养父母，您究竟是为什么要与黄宗英对簿公堂呢？
周伟：我曾经与我太太常晶合著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为了母亲的微笑》。我之所以要和她打官司，就是为了我的母亲周璇。虽然这个案子的焦点在于周璇遗产下落的暧昧不明，但金钱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最希望的是还历史一个清白，还我母亲一个清白。何况，如果真要追根溯源，这个案子也是由黄宗英本人而起的。由于我太太的海外关系，当年我们也是偶然得知母亲有一笔数额不小的版税在海外，出于善意的愿望，我建议我当时的养母黄宗英想办法追回这笔钱，小到调剂家庭状况，大到支援国家建设，都不失为一件美事。但黄宗英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蛮横拒绝，而且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的母亲，甚至还威胁要剥夺我“周璇之子”的身份！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当时已过而立之年，难道这血缘关系也能由她一言以抹之？虽然当年的事已经过去，母亲也已经永远的解脱，但谎言不能永远掩盖真相，我岂能任由她继续侮辱我的母亲，又怎能由她任意篡改我的身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一个公正，对我母亲回国后的所有遭遇以及伤害，求得一个说法。人活着就要活个明明白白，试想，如果你的母亲被百般折磨，如果是你从小就被戏弄、摆布，甚至被剥夺作为人子的权利，谁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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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您的母亲周璇生前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影视明星，演技歌艺都造诣很深，代表作《马路天使》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优秀影片”之一，还有金嗓子的美誉，您觉得母亲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伟：由于当时的一些政策，我甚至不能和自己的母亲多一些接触，以致成为我的终生憾事。但仅仅是从那极为有限的接触和通过我自己后来的一些了解，我认为我的母亲实在是非常坚强。在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快些长大，好去帮帮她。后来我才得知，即使是我的出生，都是母亲对现实的一种抗争。她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精神失常，她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自己心爱的儿子能帮助她脱离困境。母亲性情耿直，从不愿说违心的话，但是在当时文艺圈内复杂的宗派斗争中，一个不愿屈就的人又如何生存呢？也许“恃才傲物”是真正有才华的人的通病，母亲从来就没有屈服过。她不解，她疑惑，她愤怒，她也恐惧，但是她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后来她完全被孤立，连自己的亲人也无法见到，但她坚强地承受着所有不公正的待遇，坚强地等待着她想象中驱散乌云的一天，尽管到最后她也还是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但我为我的母亲自豪，她是我心目中最坚强的人。（飞云：那您觉得母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母亲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初我走上音乐道路，就是母亲对我的影响。

飞云：有成语说“天妒红颜”，周璇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她是个性情中人、又善良天真，却屡遭欺骗和打击，您觉得她的悲剧在今天有什么现实的社会意义吗？
周伟：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她的经历让人能分辨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社会在变迁，时代也在进步，但我认为最基本的人性却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权力、地位与金钱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人性的美丑。古人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可见从古代起，人民就崇尚着不畏权贵、不贪金钱的美德。如果我母亲不是这样的出名，不是这样的富有，不是这样的美貌，可能她就不会这样被无辜牵累。母亲尚在病中，另一群人却以“组织”的名义，迫不及待地将她的房产充公，还“帮”她管理钱财，使她有家不能回，有钱不能用，如果说真是所谓的“帮助、教育”，请问此举又谈何帮助、教育呢？母亲不过是坚持了自己的良心，又何致遭此大难？以“黄宗英、黄晨、吴茵”为首的左派文艺工作者，他们各怀目的，以“帮助为名”，实际上却一手遮天，利用政府对母亲的重视和照顾，实际上是把母亲逼上了绝路。人都有弱点，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丑恶的人性却在面临诱惑时暴露无疑。所以我认为，母亲的遭遇就是一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较量，即使在今天也有着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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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您曾经两次出版、再版了《我的母亲周璇》，还积极促成一系列记录、纪念周璇的活动和影视作品，请问是什么促使您这么奔波操劳？
周伟：还是那句话，“为了母亲的微笑”。母亲含冤而逝，我这么做也只是希望历史能为我母亲正名，让丑恶的脱下崇高的外衣，让被侮辱和扭曲的恢复本来面目。母亲去世时，我年仅5岁，如今我早已过知天命之年，难道时间还不能还我和母亲一个公道吗？

飞云：但同样是出书，您的哥哥周民，他的方式和立场和您都不太一样，甚至在他出版的《周璇日记》中还对您父亲、对您父亲与周璇的感情颇多不敬。你们兄弟俩本应相依为命、互相取暖，但是你们的意见却好像不很一致，您能具体谈谈吗？
周伟：我的哥哥是我的同母异父兄弟，我想他可能一直就不太欢迎我的到来吧？！母亲既已有了他一个孩儿，又何必再添上我一个呢？想当年他被黄宗英领养，是为了给婚后一直不育的黄冲喜的，黄待他不薄，可后来黄宗英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他的待遇自然就要下降一大截，所以我后来又去了之后自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在我面前他还是有优越感的，虽然比不上赵青、赵桔，可他的待遇比起我来那还是要好得多的，呵呵。（飞云：那在对待母亲的问题上，您们意见也有分歧？）他永远是我的哥哥，毕竟在这世上，流淌着周璇血液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了，我珍惜这种血缘关系。不过在做人方面，我对他恐怕永远会持保留意见。我们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我从没认可过黄宗英那儿是我的家，我的母亲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周璇。而哥哥在黄宗英家生活的时间很长，他已经认可黄宗英是他的“妈妈”，甚至他在说起母亲时，永远是“戏子”这样的评价，对此我绝无办法可以容忍。不过，哥哥还是哥哥，该他有的，该放手的，我都会记挂着他。

飞云：对您童年的生活，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周伟：可能要算是小学时的“背书”吧。当时我背课文的成绩最差，恐怕也要归咎于我那时的一副寒酸相。我从1960年起生活在黄宗英家，从那时起全身衣服从里到外都是补丁摞补丁，短了接长，补了再补。我穿过女鞋，还穿过旧式老太太的那种长长的袜子，甚至鞋子把脚顶得生疼，我只好自己割掉旧的补丁，又在前面缝一个“小兜兜”，好让自己处于发育中的脚能痛快地喘口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最怕的就是老师把我叫到讲台前去背课文，那种众目睽睽下的“现眼”让我的童年非常自卑，以至至今难忘。我后来整个人的性格都是非常自闭、孤僻的，这一直维持到了我青年时代，直到我自己有了幸福的家庭才慢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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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相对来说，家庭的悲欢离合又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挫折、磨难和打击的？
周伟：从小到大，我经历的磨难、挫折可以说是太多了，但是我又很幸运，因为我的太太常晶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支持。温暖的家庭给了我依靠，也给了我力量，让我从一个孤僻、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宽厚、乐观、民主的好丈夫、好爸爸。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吃苦那不叫苦，这所有的经历将来都会帮助你更有见地、更有忍耐力。有时候我甚至很感谢自己年轻时的这些经历，他使我在人生路上永远都不会趴下。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因为我不但没有在摧残中死去，反而成长了。现在我心胸更宽广，心态更平和，韧性更强，见地更高明，呵呵，我觉得这样很好。

在整个采访中，周伟先生真的表现得很宽宏，最能让他愤怒和激动的是对自己母亲的侮辱和迫害，是对他自己身份的侮蔑，而正如他所说，对钱财这种身外之物无须太过看重，重要的是历史的真相。他要的是只是真实，因为他需要用这种真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用这种追求真实的努力来给孩子们做榜样。说起自己的家庭，周伟先生温情脉脉，言谈中对太太、孩子们的爱溢于言表。

飞云：您的遭遇使您一度孤僻、自闭，那您后来又是怎样找到那个在童年时失去的“自我”的呢？
周伟：我想很多因素造就了现在的我。比如我的家庭的支持，比如国外宽松简单的生活环境等等……但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是书籍的力量，是加拿大丰富无比的图书馆资源重新塑造了我。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从书籍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启示。同时读书也让我的眼界更宽，更有底蕴和内涵。

飞云：您的两个孩子同样具有音乐天赋，请问在加拿大的环境中，您在个人发展、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体会吗？ 
周伟：加拿大的教育环境和国内不太一样，我曾经很信任这边的教育制度，可后来才发现一味西化或一味中化都是行不通的。太西式，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符，毕竟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太中式，又的确无法适应这边的环境。我太太常晶是个很好的中医，她的中西医结合、强调平衡的观点启发了我。我觉得在孩子的教育上也要中西结合，找好平衡点。尊重他但不放任他，引导他但不强迫他，强调努力的过程但不过分注重结果，这样孩子就比较容易接受。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周小璇从小学习钢琴，现在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wei，小女儿周多多从七岁开始学习花式滑冰，还喜爱唱歌和弹钢琴，现在已经多次登台演出过了。

飞云：您的孩子们对奶奶周璇有什么样的印象？您会把这些风风雨雨都讲给他们听吗？
周伟：她们虽然没见过母亲，但周璇一直活在她们的生活中。我们家里挂着母亲的大照片，还有很多周璇的影像视听资料，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我们所处的华人圈里，一旦知道她们是周璇的孙女，都会表现出很大的尊崇，这种荣耀也激励着她们，奶奶在她们心中有很高的位置。至于那些风风雨雨，我们并不会刻意对他们回避，事实就是事实，虽然他们现在还很不理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单纯极了，根本无法理解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这么坏的事。但我想，这善与恶的分辨力已经就是最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