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媽]

中華龍 寫道:

你還讀名著呐！敬仰

小說家，最偉大的悲劇大師

哈代望向倒塌的村莊，背對人群離開。

世人惋惜短壽的詩人，但哈代活到近九十歲，經歷世紀更迭，在那個年代是高壽，可他的痛苦也源於此。他親眼目睹了兩次工業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生橫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黎明與黃昏，他是英國鄉村的守夜人，卻在晚年成為落後作家的象征，哈代命定要看到先輩信念與遺產的灰飛煙滅，而他無論多麼努力，也終究趕不上歷史的車輪。

身處如此紛繁復雜的時代，哈代卻把一半的生命留給鄉村。六十年代，他曾闖蕩倫敦，但五年過後，他又回到故鄉，並在那裡開始自己的長篇創作，於1871年寫出第一部長篇《計出無奈》。

哈代筆耕不輟，在小說領域大步向前，直到1896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轉型——從小說家到詩人。他書寫著宗法制社會的失落、農村田園的悲歌，卻把自己留在落寞之地，這種矛盾貫穿他的人生，也映照他的寫作。而一切的源頭都可以從多塞特郡尋覓。

多塞特郡位於英格蘭西南部海岸，該郡是農業郡，毗鄰大荒原。哈代出生於這裡的多切斯特縣博克漢普頓村一個石匠家庭，他的父親是石匠，母親則是頗有涵養的家庭主婦。如今，在坐落於多切斯特市中心高街的博物館裡，還存放著許多哈代的文學手稿和生活用品。

多塞特郡是哈代的寫作素材來源，故鄉的一草一木被他銘記於心、刻在小說，於是才有了《德伯家的苔絲》這段清新潔淨的文字：“在他身後，重山莽莽，陽光燦爛地照射在廣闊的田野上，使整個景物毫無遮掩的呈現在眼前，一條條小路白晃晃的，一排排樹籬低矮地盤結著，大氣清澈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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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維多利亞時代（1851年-1901年），如同開元盛世，哈代感受著一個帝國的光榮與隱憂。經歷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維多利亞人信興高漲，浪漫華麗的樂章奏響科學進步的頌歌。


當英國的領土達到了3600萬平方公裡，經濟占全球的70%，貿易出口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哈代卻看到了大工業時期農村社會的瓦解、階層的貧富分化和社會道德觀的松動與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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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認為“（哈代的小說）將人類的意識所把握和構建的小道德體系置於大自然或生活本身那龐大、難以理解並且是不可理喻的道德體系之中，它超越了人的意識”，而伍爾夫說：“托馬斯·哈代是‘英國小說中最偉大的悲劇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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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代眼裡，人的命運乃至宇宙的活動都由千千萬萬的偶然織成，這些偶然統攝於一個大的必然裡，互相影響著事物的微妙聯系。哈代小說的悲劇是由大的必然與小的偶然融合的結果，但小的偶然卻在一瞬間產生關鍵作用，如《德伯家的苔絲》中克萊的回歸。

也是進化論，左右哈代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判斷。生於那個時代，大都市的巨大震顫令哈代印象深刻，與倫敦、曼徹斯特相比，多塞特郡仿佛一個“失落的世界”，哈代不無憂慮地感到——生產力落後的農業文明注定被工業文明所取代，似多塞特郡這般鄉村世界正走向消亡。

他當然意識到鄉村世界裡觀念保守、封閉的一面，但他對故鄉清新潔淨的風光和自然所浸潤的淳樸生靈念念不忘，一些神聖的東西正在巨變中消亡，而哈代只能是河流的旁觀者，他不會也不能改變河的流向。

他絕不是一個單純唱挽歌的人，他對古樸鄉村懷著一份復雜的感情，那裡不只有善，還潛藏著人性深深的惡。童年時期，哈代就感受到了鄉村的貧窮與狹隘，那裡多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親戚，教育的缺席讓當地人文化素養堪憂，而普遍的低收入折磨著辛勤的勞動群體，一些人為求生計，早已離家出走。

謝天謝地，哈代的母親開明大度，早早為自己的兒子爭取珍貴的受教育機會，新創辦的鄉村小學讓他第一次感受到知識的曙光。

於是在哈代的筆下，既有小橋流水人家式的自然風光（《苔絲》），也有保守落後、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愛敦荒原（《還鄉》）。生活於此的人渴望擁抱現代生活，從鄉村到城市成為他們奮斗的路徑。比如《還鄉》裡的游苔莎，她“想享受到所謂的人生——音樂、詩歌、熱情、戰爭和世界的大動脈裡一切的搏動和跳躍”，她恨愛敦荒原，“這片荒原就是我的苦難，就是我的冤孽，將來還要是我的追命鬼。”《還鄉》的另一主人公克林不滿於愛敦荒原的封閉落後，也有意通過建立學校、發展教育改變它。

[劉大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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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離塵囂》《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中，哈代淡化了自己對基督神學的尊崇，轉而謳歌人文精神，為爭取自由、追求個性甚至反叛基督教道德觀的女性唱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