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龍]

龔小夏1956年在北京出生，但在廣州長大。1965年她的祖父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後，她的父母被下放至農村，以致龔小夏在三年小學教育之後再沒有上過課。後來，他們全家再回到廣州，龔則在一家工廠工作。1974年，十八歲的龔小夏因參與“李一哲”集團大字報反對運動，批判文革，鼓吹民主法治，廣東當局以“反革命”罪名予以隔離審查，至1978年3月才重獲自由。

與集團的其他三十多名成員一樣，龔小夏被在家隔離審查，並在公開大會上遭受攻擊。而當時的廣東黨委書記趙紫陽（後來的改革政治家）則出面保護他們。1979年初，李一哲集團成員在廣州被平反，公共媒體也多方正面評價大字報。一年後，她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先後在北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1987年，龔小夏留學美國，1995年在哈佛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即在美從事教學、研究、寫作及媒體工作，曾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主任。2009年，龔小夏擔任美國弗吉尼亞州議會共和黨籍候選人，美國弗吉尼亞州共和黨亞裔委員會主任。 2009年她在美國出版自傳 “ Born American: A Chinese Woman's Dream of Liberty“ （《生於美國——一個中國女人的自由之夢》）。2010年，她參加競選，角逐弗吉尼亞州議會的共和黨議員位置，以失敗告終。根據這一政治經歷，2011年，她通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在中國出版 《親歷民主：我在美國競選議員》一書，透露了她敗選的種種原因（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問題），並描述她對親歷美國民主的體會。2013年龔小夏被任命為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主持西方國家對華的最大廣播系統。

[中華龍]

采訪龔小夏 (2014年6月10日於她在華盛頓美國之音的辦公室 )

采訪人（Helmut Opletal/歐普雷）：首先，我想問您，您是怎麼跟李一哲集團扯上關系的？您是如何對他們發表的觀點產生興趣的？

龔小夏：主要是因為愚蠢。我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政治方面觸覺極為不敏銳，而且我到現在都沒搞清楚為何我總是跟政治脫不開關系。但是對我而言，我確實堅信，真正的政治就是人民的事務。所以政治的實質在於反政治。因此我也總是在從事反政治事務。1974年，我當時還只是一個工廠的普通機修工。這個工廠規模用中國的標准來評斷還不算太小，我是生產糖果的。

采訪人：您那時候多大年紀？

龔：我到工廠上班的時候是16歲，但那個時候我已經差不多18歲了。我還沒有念完小學。我只上了三年學，因為我的家庭屬於“壞的”“反革命”家庭，我們被發配到農村。

采訪人：怎麼會這樣？

龔：我爺爺與國民黨有些歷史關系，這說起來就話長了，他的家庭被定性為政治上“壞的”家庭。我姥爺則是個律師兼歷史學家，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受過教育。您可以猜猜這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壞”、多“右”。我爺爺曾是國民黨的將軍，他後來同情共產黨人，所以左右不是人，兩黨都認為他“壞”。因為這些，導致我們家在文革以前的1965年就已經被發配到農村。我當時才九歲，就沒有受過更多正規教育了。但是我是個書蟲，很愛書，也總是在讀書。不許我上學其實對我來說是件幸事，因為我不用再忍受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了，他們必須每天閱讀毛澤東的文章，我則不用這樣做。

采訪人：我估計，您的家人應該在文革期間受難了。

龔：當然了，每個人都坐過牢或蹲過勞改所，我姥爺坐了24年牢，我小姨坐了11年牢。1968年，所有人都去過勞改所了。您作為中國問題的專家，應該知道，這種情況的可悲之處在於每個人的家庭。有時候我遇到美國人，他們說：哦，有人坐牢了，真是太糟了，這些共產黨人……我說不，不，不。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受到了牽連，我的經歷是普遍狀況。那才是真的悲劇。我從來沒有認為我的家庭的歷史有如此的悲劇性，直到我來到美國。在這裡我才意識到人們不應該這樣生活。

采訪人：所以在您家裡應該對毛澤東和共產黨都沒什麼好話吧？

龔：當然了，但是公開場合我們還是必須說他們的好話！我們就是盡力地避開政治。但是我已經讀了很多書。我在俄羅斯文學的陪伴中長大，熱愛被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也喜愛被禁的音樂。我讀完了我能找到的所有書。我記得1968年，有一本書將永遠銘刻入我的腦海。您知道，中國人印很多“內部”書籍。這本書完全沒有什麼設計，就是一個藍色的封皮和一個非常普通的書名。所以當紅衛兵抄家的時候，他們拿走了很多書，但是這種書籍中的一部分又被流傳開來。

這本書很厚，樣式也很樸素。我花了幾個小時讀完它。它叫《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作者是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也是“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出版於1962年）。那時候讓我感到震驚的東西是：我是把它當小說來讀的。我覺得寫的不算最好，還可以吧。一直到最後一頁，當他們詛咒斯大林制造的所有悲劇，才讓我覺得事情真的很糟糕。因為我小姨還在坐牢，我姥爺那時候也是活生生地當著我們的面被捕，我當時一瞬間明白過來這是不公正的。您知道人就是突然想明白了，發現所有的事情都環環相扣，您開始有個思路……

[中華龍]

采訪人：您那時候十三四歲？

龔：我當時十二歲。當時我們周遭發生了很多事兒。我們這棟房子裡住著大約十五人，但是除了一個沒工作的女人以外，沒有其他成年人。她是唯一一個沒被抓進勞改所的。所有的孩子都四處晃蕩，根本就沒人管。所以這種情景突然讓我意識到，這就是我看到的不公正。我想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所有那些書。共產黨人在接手中國之後的所作所為，對國民黨人做的那些，有一種植根深入的不公正。就這樣一下子我就意識到毛澤東的罪惡。在那時候仿佛最可怕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可能我的感覺就好像基督徒突然有一天意識到上帝不存在一樣。這恐怕對一些人來說是巨大的打擊並讓人陷入恐懼。我就是承受了這樣的打擊，也很害怕，就等著最後一下驚雷爆發。但是這當然沒有發生，可是在後來的幾年裡，我遭遇了太多，就很難分清楚您感受到了什麼，您內心的東西是什麼，您所相信的是正義是什麼，什麼是正確的，或者什麼是官方說法。您就只是在遭遇苦難。就是單純的瘋狂、精神分裂，這尤其對一個青少年來說，難以處理。

無論您說什麼，您都最好能做到什麼都不說。我喜歡說話，但是在那些年裡我是個很安靜的人，不說話，因為無論我說什麼，最後要麼變成對我自己的不忠，要麼就變成對他人的不忠。我簡直無法正確做好任何事兒，那是非常艱難的幾年。我變成了一個非常叛逆的少年——一天到晚對什麼都是見他的鬼吧。而我閱讀了很多書籍。

我繼續閱讀很多，直到1974年的一天。那天的情形歷歷在目：我上完夜班，早上7點，騎著自行車回家，經過中山五路，有很多人在看一個大字報，我就也去看。我站在那裡幾個小時，讀了一遍又一遍。我差點兒在那大字報面前哭出來。這就是我找尋的東西：您可以發自內心地把這些話大聲說出來。 而且他們從某種角度上將他們所寫的東西進行了調整，使其聽起來政治上正確。所以我站在那裡，哭得像個孩子。然後我看到一張小的便條，就一張信紙大小，寫著：“許多人都喜歡這種印刷版。所以我們需要您捐助我們這樣的紙張，也需要志願者幫我們印刷。”我說：“太好了。”然後我就趕緊跑去花光了我身上的錢買了些紙。我帶著紙去見了李正天【李一哲大字報的主筆之一】。您去問他吧，他肯定記得這事兒。我到了那裡，認識了他的朋友們，跟他們談話。我志願去做許多小事情。比如我帶膠水，幫復印東西，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一切，成為了一個非常活躍的成員。

采訪人：那時候，當您看到這張大字報的時候，您是怎麼理解的？在您的印象裡，它意味著什麼，它寫了些什麼？對我來說，他們使用的言辭非常謹慎。但您是怎麼理解這個的？

龔： “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您還記得這個用詞嗎？當我長大看到身邊的人被捕入獄，被判死刑，然後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迫每十天看一次死刑。我們看到生命這麼容易就被奪走了。那是非常有精神創傷的經歷，我也因此變成了非常反戰的人。

我們中國人都讀過的歷史是共產主義國際在二戰中的反法西斯戰爭。我對那段歷史非常了解，我也明白法西斯意味著什麼。季米特洛夫，一個保加利亞人，他曾是國產國際的主席，他被判入獄，我們都讀過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辭。我到現在都還能記得幾句；我們還讀了所有這些蘇聯革命英雄的小說。有一本我不太清楚中國以外的人是否聽說過，叫做《牛虻》。它陪伴了我的成長，我們認為我們明白為什麼革命需要推翻這樣可怕的獨裁。所以，當大字報說到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的時候，馬上我就把它與我自己的經歷聯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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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龍]

采訪人：那時候，當您看到這張大字報的時候，您是怎麼理解的？在您的印象裡，它意味著什麼，它寫了些什麼？對我來說，他們使用的言辭非常謹慎。但您是怎麼理解這個的？

龔： “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您還記得這個用詞嗎？當我長大看到身邊的人被捕入獄，被判死刑，然後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迫每十天看一次死刑。我們看到生命這麼容易就被奪走了。那是非常有精神創傷的經歷，我也因此變成了非常反戰的人。

我們中國人都讀過的歷史是共產主義國際在二戰中的反法西斯戰爭。我對那段歷史非常了解，我也明白法西斯意味著什麼。季米特洛夫，一個保加利亞人，他曾是國產國際的主席，他被判入獄，我們都讀過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辭。我到現在都還能記得幾句；我們還讀了所有這些蘇聯革命英雄的小說。有一本我不太清楚中國以外的人是否聽說過，叫做《牛虻》。它陪伴了我的成長，我們認為我們明白為什麼革命需要推翻這樣可怕的獨裁。所以，當大字報說到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的時候，馬上我就把它與我自己的經歷聯系在一起了。

采訪人：您是不是認為，這篇大字報百分之百是攻擊毛澤東的？

龔：不完全是這樣，因為它是在攻擊林彪，但是我們認為它實際上在攻擊所有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我總是喜歡說，最有力量的事情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您可以說出您的個人經歷的真相。當我站在那裡（看大字報）的時候，它變得極為強大。強大到無論有多少人來警告我說我會坐牢會受苦，我都不在乎…… 

采訪人：…… 所以有人告訴您，您可能會…… 

龔：…… 是的，當我參與其中的時候,每個人都這樣說。我的家人還跟我斷絕往來。我無所謂，我覺得，在人的一生中有沒有這個，是我的選擇。監禁、被殺，又怎麼樣呢？我每天都被關在這個潮濕的工廠裡，也不能做什麼。

采訪人：那我再問問您，當您值夜班回來的時候，當您看到這些的時候，當時有很多人在那裡嗎？

龔：嗯，是的，那裡總是有很多人…… 

采訪人：這張大字報在那裡貼了多久？被人撕走了嗎？ 

龔：被撕走了。但是我們又重新貼上了一份復印件。這事兒經常發生，被撕下又被重新貼上復印件。然後我們開始油印。我非常擅長這件事。我們做了很多副本並把它們傳出去。

采訪人：這樣聽起來傳閱范圍很廣？

龔：是的。

采訪人：我其實聽有人說過當當局後來批判李一哲大字報的時候，他們也印刷了大量的批評，而且附有李一哲文章的原文。我聽說他們大概印了十萬份？您聽說過這個嗎？

龔：是的，就是這樣。我知道這件事兒。但是官方印刷的東西很難獲得，您只能通過官方渠道拿到，而每個人都想要它。那時候是沒有復印機的。但是人們使用手抄副本的方式把打印版本抄出來，然後我們有時候會收到一些反饋，諸如“您知道，在官方版本此處遺漏兩個詞語”之類的，所以他們有漏掉兩個詞…… 

采訪人：但是當您讀到這個大字報的時候，還是花了些時間的，它可不短，您要用一個小時或一個多小時才能讀完吧…… 

龔：是的，但是我讀了一遍又一遍…… 

采訪人：（讀了這麼多遍）那您還理解了一些什

[本壇第一毒舌]

起碼她是反共的

[周樹人]

本壇第一毒舌 寫道:

起碼她是反共的

就是說她起碼是個Loser。

[本壇第一毒舌]

周樹人 寫道:

就是說她起碼是個Loser。

魯不魯的，你們tian共的說了不算

[周樹人]

本壇第一毒舌 寫道:

周樹人 寫道: 就是說她起碼是個Loser。 魯不魯的，你們tian共的說了不算

莫非毒舌說了算？

[本壇第一毒舌]

周樹人 寫道:

莫非毒舌說了算？

我說了也不算，所以誰也別說人家是不是魯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