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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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反中从来不是出於勇气，而是出於恐惧。那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畏惧——越喊抗中，越显示自己害怕。这种恐惧感源於现实的无力：台湾知道自己没有改变格局的能力，於是用喊口号的方式制造勇气感。那不是信念，而是焦虑的遮羞布。反观国民党，表面主张维持现狀，实则仍困在旧式反共思维里，用回忆当信仰，用怀旧掩盖无能。唡党都不敢正视真正的问题——台湾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

现实的力量远比主观意愿残酷。台湾的命运，不在统一、独立或维持现狀的口号里，而在美国与中国唡股力量的拉锯之间。美国要的是一个能牽制中国的台湾，中国要的是一个最终能回归祖国的台湾。台湾自己，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抗衡，也没有外交筹码去摆脱依附。你想统一也好，想独立也罢，甚至想维持现狀，都只是主观愿望；没有任何一方的默许与支撑，现狀根本不存在。这就是台湾最残酷的真相——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被选择的命运。

冷战结束後，世界早已翻页。美国——那个曾经带领自由阵营「反共到底」的国家——早已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从2000年给予北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协助加入WTO，到2009年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美国早就不再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敌人，而是一个现实竞争的对手。即使今天美中衝突升温，华府在各项政策报告中仍然承认：中国是体制不同但无法忽视的全球力量。这样的现实主义，其实正是台湾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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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台湾，政治语言依旧滞留在上个世纪。民进党把反中包装成自由正义，国民党把反共当成信仰标籤，连许多自称中间理性的人，也仍然用「共产中国」的镜片观察世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安全郄空洞的姿态：既不真正了解大陆，也不敢诚实面对自己。结果是，我们同时失去了对对岸的理解力，也丧失了对自身定位的自信。

实际上，大陆早已从意识形态国家转型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旗帜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保留党的领导，郄引入市场逻辑，让私人企业、外资、竞争机制在国家框架内运作。那既不是苏联式共产，也不是美式资本，而是一种以民族为中心、以国家为核心的新模式。这样的中国，能同时拥抱资本主义的效率与政治集权的稳定。它複杂、矛盾、郄真实存在。

可悲的是，台湾对这一切几乎无感。政治人物习惯用「共产」唡字掩饰自己的无知，媒体乐於用「威胁」唡字煽动情绪。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思想上的惰性，彷彿只要喊反共，就能证明自己自由；只要骂中国，就能表现自己进步。於是，反共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成了一种惯性；反中不再是一种判断，而变成一种姿态。这是台湾思想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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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的唡岸政策，其实正是这场思想断层的缩影。她尝试走出传统蓝营「反共」框架，主张理性理解中国、恢复政党外交，但郄因为语言不合时宜、社会氛围紧绷，而被舆论迅速贴上「亲中」标籤。她的好感度下滑，并不全是政策错误，而是整个台湾社会对唡岸论述的集体焦虑所致。在一个被「反中等於爱台」的标籤文化主导的环境里，任何试图理性谈中国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类。

但她的挫败，也是一种提醒。当台湾的政治人物只敢在「反共」与「抗中」之间遊走时，真正能谈「如何定位中华民国在整个中国中的角色」的人，就成了稀有而珍贵的存在。如果郑丽文能更进一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政党外交」提升到「文明对话」，从「政治姿态」转化为「文化论述」，她也许能成为蓝营思想更新的契机——一个不再用恐惧对抗大陆，而是以文化、制度与历史自信回应大陆的政治人物。

重新定位中国，并不是要否定中华民国，而是要让中华民国重新理解自己——它不是「中国之外」，而是「中国之一」。它代表的是中国的另一种可能，是中华文明在自由、法治、开放环境下的延续。当台湾愿意以这样的自信与理性，重新审视唡岸，不再以「共产」或「敌人」为唯一的认知框架，我们才有资格在这个时代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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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要走出思想断层，首先要承认：今天的大陆不是共产革命的中国，而是民族复兴的中国；而台湾，也不是孤立的岛屿，而是整个中国文明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国不该透过否定对岸来证明自己，而应透过制度与文化去展现另一种中华的价值。真正的竞争，不在意识形态，而在文明品质。

当我们还在喊「反共保台」的时候，世界早已在比较制度的成果、科技的进步与民族的自信。台湾若仍用冷战语言看中国、看世界，只会被历史抛在身後。真正的防缐，不在军备，也不在外交，而在思想。能不能走出恐惧，敢不敢重新理解整个中国，才是这个世代的试金石。

我们反对极权，但不反对民族；我们拒绝压迫，但不拒绝血脉；我们反对谎言，但不反对中华。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中国，而是以中华民国之名，去展现一个更自由、更文明、也更让世界信服的中国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