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妈]

《桃花扇》是我国戏剧史一部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达到完美结合的作品。全剧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了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通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让人们了解到作者创作悲剧的意图，引起遗民深深地哀思，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

《桃花扇》是康熙时期剧坛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作品。这部传奇剧一经问世，就深受读者欢迎，“《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传抄，时有纸贵之誉。乙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入直邸，随入内府。”（《桃花扇本末》）内阅者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赏阅加快了《桃花扇》的流传速度。康熙三十九年，李木庵把《桃花扇》搬上舞台，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仕庶百姓，纷纷观看《桃花扇》，北京城为之轰动。

初读《桃花扇》，侯李之间的爱情令笔者动容与惋惜，两人围绕着定情信物“桃花扇”展开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恋情，可是到底“桃花薄命，扇底飘零”，才子佳人之情在国难之际也越发坎坷曲折。再读后，发现与另一部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戏剧《长生殿》不同，在《桃花扇》这部剧里作者没有花大量笔墨来写男女爱情，而是重在以小人物的遭际命运来表现时代的动荡不安。

《桃花扇》是以明朝末年东林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示了南明弘光王朝兴亡的历史。孔尚任以历史剧的形式，总结了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揭示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

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后，明朝只剩半壁江山，谁继任南朝皇帝就成为南都各势力的斗争焦点，这不仅涉及到南明的大统由谁继承，而且关系到晚明的党争问题。史可法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寄希望于崇祯尚未驾崩或太子南渡。当马士英提出欲立福王时，史可法说：“又说圣上确确缢死煤山，太子奔逃无踪。果若如此，俺纵不依，他也竟自举行了。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侯方域提出福王的三大罪、五不立，其中最重要的大罪是：“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当日谋害太子，欲行自立，若无调护良臣，几将神器夺窃。”因此，不能继承大统。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把谋害太子、骄奢淫欲，父死未葬、远避他乡，离乱之时、纳民妻女的福王推上皇帝的宝座。

福王登基后，马、阮等人并没有辅佐福王励精图治，收复失土。而是怂恿福王采选歌女，歌舞升平，过着声色犬马，荒淫浮华的生活。马、阮借拥戴之功，大肆卖官鬻爵，铲除异己。阮大铖由于曾受到侯方域、吴应箕、杨维斗等人的羞辱，得势后大肆报复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由于侯方域的特殊身份：“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征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因此，在侯方域和李香君婚后不久就开始缉拿侯方域，侯方域被迫离开新婚不久的爱人，逃离南京投奔史可法。正如马士英所说：“大丈夫轰轰烈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马、阮悍然调动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的部队，以致江、淮一带兵力空虚，清兵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攻占江北大部。而死守扬州的史可法力尽粮绝、外援不至，扬州失陷，史可法投身江中，含恨殉国。成立仅一年的南明王朝就此覆亡。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动机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正如《桃花扇小引》所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写作手法在我国戏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桃花扇》采用的是通过情事来表现国事。自古以来，借男女爱情演绎历史兴衰的作品很多，如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洪昇的《长生殿》。这三部历史剧的都是借帝妃之情抒写一代帝国的兴亡。抒写的大都是爱情的破灭，男女主人公以生离死别为结局。而《桃花扇》突破以往生离死别或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创作模式，以大彻大悟的心态坦然面对江流云转的世事。

正如《桃花扇》四十出尾评所说：“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以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 孔尚任不惜改变历史事实的方式打破传统的结局方式，主要表现了作者面对历史事见，流露出的一种无奈与悲凉。面对各地的义军和满清势力的步步紧逼。腐朽不堪的朱明王朝覆灭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从情节的发展看，正是有了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斗争，阮大铖为拉拢侯方域送给李香君妆奁，遭到李香君拒绝的阮大铖恼羞成怒，诬陷侯方域，侯方域与李香君被迫分隔两地，正是这分隔两地的状态，才使二人得以见证南明王朝的社会巨变，二人经历了这种巨变后，又经道士点拨，选择了入道和避世。

《桃花扇》中的南明社会的各阶层注定要以自我毁灭来顺应历史的潮流。《桃花扇》全剧共四十出，可分为四部分，从第一出《听稗》到十二出《辞院》为第一部分，不仅叙写了侯李的相识、别离，还写到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斗争和左良玉要移城就粮，而专写侯李的只有四出，仅占三分之一。从十三出《哭主》到二十出《移防》为第二部分，主要叙写拥立福王登基，马阮奸臣当权，忠臣史可法遭到排挤，四镇将领内讧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有侯李参与，有的压根没有写到侯李。从二十一出《媚座》到二十五出《选优》为第三部分，主要叙写李香君为守住贞洁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得事迹和南明王朝君王腐败堕落的生活，从二十六出《赚将》到结尾的《余韵》为第四部分，主要叙写南明王朝的覆灭和南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最终命运，侯李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两人而已。

虽然《桃花扇》的事件和侯李密切相关，但他们的情感故事并不能构成《桃花扇》内容的全部。在整部剧作中，描写侯李感情的内容不到四分之一，有十三出二人并未出场，从出场的次数看，侯方域二十出，杨龙友十五出，李香君十四出，阮大铖十四出，作为女主人公的李香君的出场次数比杨龙友的还少，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情感剧是不妥当的。孔尚任突破了以往的帝妃为悲剧的主人公，孔尚任则以南明各社会阶层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小民，既有有文弱书生，还有勾栏艺人。他们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努力与抗争。

常言道，自古乱世出英雄，而在南明摇摇欲坠的几年里，《桃花扇》展现出令人震撼的英雄气节和民族意识，塑造了一个个铮铮铁骨的英雄人物。首先是最受推崇的史可法，在其他将吏逃的逃、降的降的时候，史可法带领士兵在扬州孤军奋战，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发布军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好一个“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即使最后史可法沉江殉国，但是这种民族气节与精神，足以流传千古；还有靖南侯黄得功，因自责“拉不住黄袍北上，笑断江东父老肠”，只好“除却一死，无可报国”，最终也自刎于三军面前。读到这些，不禁想起“不肯过江东”的项羽，他那视死如归的爱国激情至今还回荡在历史长河中。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朝野上下都是这等忠君爱国之心，那么明朝也不会迅速兵败灭亡，而这一点，正如岳飞早就意识到的：“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死 , 天下便可太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逃跑的阮大铖、马士英等人以及更加可恨的投敌者。而他们的这种叛国之心早在前期还未亡国时就显现出来了。阮大铖提出两个面对清兵的方法：一是跑，二是降。马士英应道：“说的也是。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至此，明朝为何走向衰败而不可救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连宰相都只顾个人利益，上失职于君王，下愧对于百姓，更何况底层的士兵呢。

除却英雄，这部剧还有许多“美人”形象。故事的主要场景之一是南京秦淮河媚香楼，一个有着秦淮八艳的风月场所。读到这里，一首杜牧的《泊秦淮》于脑中浮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是在《桃花扇》里，不知亡国恨的不是商女，而是阮大铖、马士英等大臣，如此的反差令人啼笑皆非，区区一个名妓都比朝廷大臣来的有骨气，不仅重塑了传统的商女形象，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忠奸分明、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这些品质无关乎地位高低、职位贵贱，从行为便可看出个人气节。

李香君在得知阮大铖助她妆奁后，毫不犹豫地拔簪脱衣，并对侯方域的心软与同情进行批评：“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正是“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深明大义、不贪图钱财名势的高贵品格由此显现出来。此外，在阮大铖的私宅里，香君不畏强权，借唱曲机会一吐胸中不快，痛骂奸佞，“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字字充满讽刺之意，表现了对奸臣走狗的痛恨之情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奴家已拼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这些话语出自秦淮名妓的口中，如此正直刚强、爱憎分明的女子，真乃女中豪杰。此外，“李代桃僵”，代替香君嫁给田仰的李贞丽，身为秦淮诗妓，豪爽仗义，与复社文人多来往。另一位寇白门，也是秦淮八艳之一，以女侠身份筑园亭，结宾客。这些女子虽身为妓女，身份卑微，但是品格之高尚已经超出了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臣名将，她们的美不仅是外表美丽，琴棋书画精湛，更是心灵之美。

孔尚任入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作为孔子六十四代孙，受康熙祭孔之惠而破格提升为国子监博士，但是后期一直没有被重用，也许他只是康熙平衡满汉关系的工具，抑或是康熙为表达尊孔崇儒之意而特拔他入仕罢了。受冷落的孔尚任广交名士，其中许多是前朝遗老，并在康熙三十八年终于写成《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广为传阅，引起朝野轰动。可是次年三月孔尚任就被罢官，不禁让人猜测是否与《桃花扇》有关，连他自己也自嘲“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

孔尚任在罢官两年后，就回乡过上了隐居生活，这与《桃花扇》里的结局似乎有着联系。在戏剧的最后，侯方域与李香君两人历经磨难坎坷，无视金钱诱惑，终于见到了心爱之人，可没想到因为张薇的区区几句话，就让二人“冷汗淋漓，如梦忽醒”，抛却个人情爱，双双入道。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不禁要思考孔尚任创作的用意，“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王国维曾评价：“《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说明了《桃花扇》的历史特质。

侯方域为人正直，敢于和黑暗势力作斗争，当他初见到阉党魏忠贤的走狗阮大铖对阮大铖大加羞辱；当马士英、阮大铖欲立福王时，他提出了“三大罪”、“五不立”的反对意见。身为风尘女子的李香君在国难当头之际，却能做到视钱财如粪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如《却奁》一出，阉党余孽阮大铖想收买复社中极具影响力的侯方域，托杨龙友送给李香君一些妆奁。李香君得知真情后，毅然拔下簪子脱下衣衫，说道：“脱裙衫，穷不防；布荆人，名自香。”还有不顾个人安危，力尽殉国的史可法，为挽救国家危亡四处奔波，具有民族气节不做顺民的民间艺人苏坤生、柳敬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拯救自己，拯救南明王朝。但无论他们进行怎样的抗争，都无逃脱朱明王朝覆灭的厄运。

梁廷楠在《曲话》里评价道：“《桃花扇》以《余韵》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正如“余韵”本意，最终遗留下的韵致回荡千年，有待后人品味。有人看到了前朝遗老对国家灭亡怀有的余痛，看到他们的幻灭感与悲哀之情。也有人认为他们已经在云卷云舒的归隐生活中得到释然，余痛之后的解脱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只是《桃花扇》中的人物真的释然了吗？侯方域与李香君真的醒悟出家了？未必如此，或许这是作者对人生出路的另一种探寻，对剧中人物的期许罢了。正如王国维认为《桃花扇》的解脱是“他律”的解脱，不像《红楼梦》是自律的解脱，那些前朝遗老表面上看似旷达，内心的隐痛与感伤却还在，因而才会“疾忙回首，一路伤心”。

传统的古典戏剧中基本冲突或是善与恶的冲突，或是未满足个人的需求而遭受情感上的创伤，悲剧中的人物一般都是被动的接受命运的安排，缺少反抗意识。而《桃花扇》中的人物对命运的选择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不服从于某种道德力量和情感意志。传统的古典悲剧以悲苦为主，大都苦尽甘来，而《桃花扇》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它所描绘的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亡国之痛，而是一种能够直面伤痛，并在痛苦中努力、挣扎的大苦大悲。由此看出，《桃花扇》独特的表现手法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很多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讲，《桃花扇》在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桃花扇》是一曲爱情的悲歌，更是一曲明朝的挽歌，带给我们的不仅有亡国之悲的震撼，还有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个人终究是渺小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无论是英雄美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能默默咀嚼着明朝亡国之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破家亡之痛是难以用时间弥合的，而在孔尚任看来或许还有一条解脱之路，那就是寻一处桃花源，“处江湖之远”，给自己的心灵找一处安心归宿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