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達]

在2004年的夏秋之交，在中小股民的內心，在中國經濟學界，在傳媒的風雲榜上，人們又一次見證了信息時代的一個傳奇。仿佛一夜之間，郎鹹平，這個普通的名字通過平面媒體繼而由網絡媒體的放大炒作，為經濟學圈內外無數人所知曉。這位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授的 “海龜派”經濟學家，在大陸眾多經濟學人尚未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像超級明星一樣，在“追星一族”的心目中閃電般地完成了大牌明星的形象塑造。如今，只要他出現在公眾場所，就有很多人圍住他，學生、記者不停地追問，大企業家對他其敬畏有加。郎鹹平興奮地奔走於講座與媒體之間。他自已也承認：“我是一個喜歡生活在閃光燈下的學者。”

　　2004年6月17日，郎鹹平打響了著名的“三大戰役”：大炮狂轟TCL、格林柯爾等巨頭。郎鹹平質疑TCL產權改革方案。2004年08月11日，郎鹹平質疑顧雛軍，“七板斧”伎倆席卷國家財富。郎鹹平將顧雛軍的巧取豪奪歸納為“七大板斧”——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雞生蛋。從6月17日郎鹹平質疑幾家知名企業的產權改革到現在，歷時3個多月，圍繞國企產權改革的大爭論似乎沒有完全結束，郎鹹平自己在不同的場合卻說，“這是一個無言的結局”、“我未休戰，我將戰斗到底”。

　　郎鹹平為中小投資者大聲疾呼，大膽質疑股市中的種種怪現象。此間有媒體稱，郎鹹平之“罵”名之於大陸財經界，可追當年李敖先生之於台灣政界！有人說他是敢於直言的斗士，有人說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也有人說他是“瘋子”經濟學家。“郎監管”、“斗士”、“教父”；“流氓教授”、“三無教授”……褒貶不一。郎鹹平則自認是《皇帝的新裝》裡面那個敢於說真話的孩子。

　　2004年9月底，在煙雨朦朧的東湖之濱，記者見到了前來武漢大學舉辦講座的經濟學家郎鹹平教授。這位紅極一時人物，和藹親切，快人快語，毫無大牌名人的架子。有著鮮明思想的郎鹹平對記者的問題幾乎是有問必答。在輕快的音樂中，他暢所欲言，我們不知不覺地完成了一個原本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完成的長篇對話。以下是郎鹹平對有關中國證券市場、國有資產流失現狀等相關問題發表的個人看法。

　　全國最無助的人群就是中國股民

　　郎鹹平認為：“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不良現象，完全是因為信心的問題，股民對上市公司有著很大疑義，沒有說話的地方。中國的上市公司對股民缺乏一種信托責任。這些企業來上市的目的，說好聽一點是募集資金，實際上存在著圈錢嫌疑。現在是否應該定一個法規，確定證券市場的主體是誰。現在是不是搞錯了，好像沒有人認為上市公司的主體應該是全體股民。如何才能確保股民的利益呢？而股民沒有話語權，甚至連司法權都沒有，股民沒有機會、沒有權利控告哪些違法的上市公司。這個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所以，全國最無助的人群就是中國股民了。”

　　在這種背景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股市動蕩。因為股民對股市失去信心後，他們能夠做什麼呢，唯一能做的是不再炒股。郎鹹平認為，中國股市現在不是缺錢，對於中國政府目前推出的各種利好都不重要，現在缺少的是信心，缺的是上市公司信托責任。信托責任不是口號，不是講幾句要不要良心的話的問題，這一點用都沒有。信托責任靠的是嚴刑峻法。

　　郎鹹平所說的嚴刑峻法就是給中小股民一個司法權利，可以對違法的上市公司提起上訴。即辯方舉證，集體訴訟。前者已經慢慢地被國內所接受，但集體訴訟卻沒有被接受。當中小股民沒有這種權利時，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郎鹹平說：“中國今天的股市與美國1929年以前的情形是一樣的。當時的美國股民也沒有得到嚴刑峻法的保護。到了1933年，美國才通過政府的力量擬訂了美國證券交易法，明確地提出了辯方舉證、集體訴訟的原則，用嚴刑峻法監管股市，讓上市公司不得不有信托責任。當時也是有不少的人說什麼水清則無魚啊、你的監管錯了啊等等。中國的股市如果要好起來，必須走這條路，這是治本之策。”

　　中國股市即使上行也是十分危險的

　　記者對郎鹹平說，中國股市近階段與以往相比，似乎有所改變，股市在一個相對長期的底部開始了劇烈的波動，有跡象表示，一個上升的趨勢似乎已經開始。

　　郎鹹平則認為，中國股市目前即使開始上升趨勢，也是十分危險的。因為股市是根據某個人的一句話來上漲的，而不是因為基本面的徹底好轉，或者是股民有了充足的信心。政府像這樣做，又能做幾次呢。不可能兩個禮拜講一次，說多了也沒有用了，必須抓住事情的本質，必須通過制度或法制讓老百姓重建信心。

　　中國的股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郎鹹平認為，只有中小股民們真正看好了股市，中國的股市才會真有希望。如果全國的股民都有一個共識，即用嚴刑峻法管理，大家都這麼認為，中國股市將來一定會有希望。

　　中國證監會：監管執行力度不夠，權力太小

　　記者希望郎鹹平對這些年在輿論的風雨中走過的中國證監會的評價，中國證監會最主要的問題究竟是什麼？郎鹹平看了記者一眼，快人快語，說出了自己的觀點。

　　郎鹹平：“坦白地講，中國證監會此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執行力度不夠。比如內幕交易最高才罰款50萬元人民幣。你說50萬元對於內幕交易者有什麼作用呢！”

　　郎鹹平認為：“證監會甚至連司法權都沒有，沒有辦法與司法機關相配合。中國證監會有很多的法條，但執行起來卻軟弱無力。在這種背景下，上市公司就會肆無忌憚。像上市公司格林柯爾、TCL的這種態度，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必定會遭到重罰。中國證監會又能把它們怎麼樣呢。”

　　郎鹹平：“可以想一想，像我這樣有著一定話語權的人物批評上市公司，都遭到如此的對待，何況中小股民呢。有些上市公司，比如格林柯爾，當他被質疑的時候，是什麼態度？包括TCL，是什麼態度啊？格林柯爾找律師，要告我。你是上市公司啊，你是必須的，你有責任，你必須回答質疑。那麼，TCL呢，不吭聲，說不認識我。有這樣的上市公司嗎？這就是我們的上市公司嗎？今天還是我郎鹹平站出來質疑它們，都是這種態度，如果是毫無話語權的中小股民來質疑呢，那還不知道遭到什麼樣的下場。當然，這種做法最後的結果，必定是讓我們的中小股民對中國的證券市場的信心喪失殆盡。”

　　郎鹹平：“中國證監會的權力太小了。中國證監會沒有像美國證監會那樣規定的大的權力。美國證監會可以直接發傳票，可以直接傳到任何人或物。所以，這不需要通過任何法條作判斷，它根據自己的自由聽證來判斷，來證明其是否違法，美國證監會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辯方舉證。比如，我說你有罪，你說你沒有罪，你拿證據給我看，再決定到底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就上司法機關。有了如此的權力，上市公司就無法為非作歹了。美國證監會可以這樣，你中國證監會可以嗎？”

　　記者：“美國證監會有您所說的嚴刑峻法，據我所知，英國方面卻並沒有這些東西，而英國的股市還是不錯的。”

　　郎鹹平：“英國不一樣，英國的上市公司有很強的信托責任。這就是我反復強調的上市公司應該有信托責任的問題。”

　　那些侵吞了國有資產的人還得要他吐出來

　　記者：“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現在是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對於那些以前流失了的國有資產，已經進了一些人的腰包，比如管理層收購(MBO)的那種，當然還有其他方式侵吞的，您認為還有可能追回嗎？另外，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國有資產的繼續大量流失呢？”

　　郎鹹平有些激動地說：“當然，如果讓我作建議，就應該往回查，這是必然的。那些侵吞了國有資產的人還得要他吐出來。最近，有很多人，不下一百個人向我投訴某著名酒廠，該公司有20多個億的資產，僅4億元就賣掉了，就是這4億元也沒有結。這是不是國有資產流失？你說應不應該查？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啊，一定要往回查的。像這類的投訴我這裡還有很多，我以後回把他們公布出來的。”

　　郎鹹平：“至於第二個問題，我個人認為目前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較為好的方法是，在國有企業內部施行職業經理人制度。”郎鹹平認為全球500強的大公司幾乎都采用這個制度。讓董事會用硬指標來考核職業經理人，如果做得不好，就辭退。郎鹹平認為這種方法是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方法，並呼吁，在國際化的進程中，中國國有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應該盡快建立起來。

　　但郎鹹平同時認為，國有企業、國有股不應該退出市場。國有企業可以按市場價格聘請職業經理人，按照經濟規律運作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不分大小，都應該留在市場。郎鹹平說：“希望批評我的一些專家學者，在認同國有資產流失的前提下，提出他們自己認為最佳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搞口水之爭，應該更多地討論一些實際問題。”

　　“國資委有關領導都公開表示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與我論爭的人還有什麼好否認的呢？”郎鹹平說：“既然承認了流失的問題，那就應該就解決這個問題來討論，而不是反復糾纏有沒有流失的問題。除非你能證明國有資產沒有流失，而現在卻沒有人能夠證明這個問題。坦率地講，就是有流失，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我們再去探討。所以，我們應該找到一個好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當務之急。”

　　郎鹹平對那些不斷糾纏文字游戲，糾纏形而上學的問題，糾纏所謂意識形態問題的人感到非常失望。郎鹹平已經提出了用職業經理人制度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法，而批評他的一方卻遲遲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也令郎鹹平感到失望。郎鹹平說：“這次大討論總體上是好的，許多人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都予以尊重。尊重批評我的人，尊重他們的學術素養，對那些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人也不會有太多的介意。只是希望他們能夠提出一個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法來，而不是討論別的問題。”

　　中國經濟學界唯一值得敬重的是鄒恒甫

　　與郎鹹平共進午餐後，記者陪他匆匆趕往武漢大學EMBA中心的一個講座課堂。在車上，記者與他談及中國經濟學界的有關事情，談及這次邀請他到武漢大學來講學的鄒恒甫教授，郎鹹平對我說：“鄒恒甫教授是我在國內最敬重的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可以說鄒恒甫在中國經濟學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經濟學家，完全可以用唯一這個詞。”

　　記者問郎鹹平為什麼，他說：“鄒恒甫教授是一個真真做學問的人。你不管他的觀點怎麼樣，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個真真做學問的人，而且是扎扎實實地做學問，不像別的人。這在當今中國是非常難得的。”

　　郎鹹平又說：“鄒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觀經濟學，研究數理經濟的，我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歡，學問非常扎實。當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現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國辦教育，這也是非常不簡單的。”

　　提到鄒恒甫教授，這位非常年輕(年僅42歲)的來自世界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學圈內乃至國際經濟學界，名氣卻非常的大。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曾對世界銀行的人說：“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做得最多、貢獻最大，沒有人可以與鄒恒甫相比。”能得到“同行競爭者”如此厚譽，可見鄒恒甫絕非等閒之輩。有資料表明，鄒恒甫十余年來在中國艱難地推進全新的經濟學實驗教育，在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相關院系，他幾乎把經濟學教育的課程和教學觀念翻了一個個兒。他領導的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已成為中國向世界一流大學輸送經濟學優秀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

　　鄒恒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哈佛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個經濟學博士、也是第一個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中國經濟學家。他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鄒恒甫在國外主要雜志上發表了40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由於在宏觀經濟學領域所作的突出貢獻，他在去年初全球10多萬名經濟學家和5500名著名經濟學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據2000年國內文獻情報中心的SSCI檢索結果，僅僅由於鄒恒甫一個人所發表文章，就把武漢大學在這一領域的排名從第十幾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前不久，鄒恒甫從美國回來，應著名經濟學家田國強教授之邀去上海財經大學舉辦講座，他以耳聞目睹大陸經濟學界之怪狀，以其切身體驗和感受，直指某些 “海龜”經濟學家之痛處，“大罵”從國外回來的海龜“絕大多數”都是“欺騙中國人民”的欺世盜名、沽名釣譽之徒。這些人“到國外就很老實，一回到國內就開始癲狂，就開始裝大”。鄒恒甫認為經濟學家不要從政，不要去企業作報告，要呆在自己的大學裡、研究機構裡好好地做學問，為青年學生樹立一個好榜樣。上海財經大學的師生多次報以鄒恒甫教授熱烈掌聲，兩個多小時的講座讓擠滿教室的近四百多名聽眾大呼過癮。據說鄒恒甫在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一些講座無不場場爆滿，受到學生熱捧。

　　極為自負的郎鹹平，據說除了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和數學泰斗丘成桐等極少數大師表示尊敬之外，他自恃海內無對手：“企業家跟經濟學家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水平，要好好學習。”在喧囂的中國經濟學界，在目空一切的沒有值得郎鹹平尊重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裡，惟有鄒恒甫是一個例外。

　　郎鹹平其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長江商學院教授。1986年獲得賓夕法尼亞(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School)財務學博士學位，曾經執教於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多家知名的商學院。郎鹹平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現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記者 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