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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中共建政65年，才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共的依法治国是怎么回事呢？且举数年前的一个判例：

贵州省六盘水市2003年有一起伪造签名骗取煤矿股权的民事诉讼，经六年两级法院五次作出判决，其中两次终审，均为原告方胜诉。但两年后六盘水市中级法院在无人提出上诉的情况下，由法院自己启动再审程式，煤矿被判归八年诉讼中从未出现过的案外人山东省枣庄市桑村镇政府所有。而这个远在二三千公里外的桑村镇政府并无提出申诉。时任六盘水市中院院长唐林在回答原告提出质疑时称：“判决结果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不服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市里三位领导“有指示，我只能照办”。

大陆法律界把这桩案戏称为“史上最牛判决”，判决尽管莫名其妙，但至少是按法院判决去施政，而中共建政65年来，绝大多数施政是由全国或地方上的领导人说了算，没有法律依据，也毋须法律程序。因此中共最近提出了“依法治国”，强调“推进依法行政”，意思就是以一党专政的政“治”为目的、以法律为工具去统治国家，即rulebylaw。这并非法治。香港实行了百多年的法治是ruleoflaw，即以法律为社会最高的规则，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任何人包括管治机构、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都必须遵守，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政府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法律本身必须经过特定的立法程序产生，以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意愿。这一套对中国来说，无疑天方夜谭。

即使依法治国，大陆目前也只是在提倡阶段，还不能全面推行。而中共一直强调要支持香港特首“依法施政”，意思也是以法律为工具，目的是为行政服务。

按照法治精神，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首或立法会的选举方式若要改变，须依循三部曲；但2004年中共出于政治需要，由人大常委改为五部曲。这就算是“依法施政”啦。但即使人大2004年定下的五部曲，其第二部曲应是由人大常委对特首提出的修改选举办法作出“是否修改”的决定而已，到今年8.31人大常委却作出“如何修改”的决定。这也是中共要求香港实行按政治需要的“依法施政”。

香港从实行了百多年“法的统治”，退回到法律为政治服务的“依法施政”，这未免有难度。8.31决定虽由高层次的人大常委作出，但最后要低一级的香港立法会通过才可以执行。这是“依法施政”碰到“法的统治”的荒诞剧。目前，行骗长官在中共支持“依法施政”之下，因为没有公信力，在立法会受到不合作对待，很多法立不起来，包括要实施8.31决定的政改方案，那就不能施政也。另外，街头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田北俊日前表示，梁振英现在恐怕“乜都做唔到”，建议他向中央请辞。

田北俊说的是实话。他看到的，相信全香港关心政局人士包括建制派都看到，事实上，曾钰成数月前就提过塔西佗陷阱，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

即使是“依法施政”，因立法会不合作也就无可依之法去施政，建议他请辞其实是真正支持“依法施政”的建言。但中共就启动政协，把田北俊的政协委员撤职。回想一年多前仍是政协委员身份的刘梦熊，由于与梁振英交恶，也多次叫梁下台，却没有被撤职，只是等任期满了没有再让他延任而已。为什么对田北俊就动用撤职这高调的极刑呢？原因是当时中共已不把刘梦熊看在眼里了，而田北俊在商界有相当影响力。因此他被撤职并非根据政协的什么法规，而是根据中共政治需要，目的是警告香港营商者，必须按中共的音调起舞。走入建制内，就没有说真话的自由。

早些时候，中共新华社发出英文稿，点名批评香港四大富豪，在蒙习近平接见后，居然没有发声“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虽然七小时此稿即从网页消失，但中共的底蕴已很清楚，就是一旦落入其掌心中，就不但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共从无法无天，到按政治需要去“依法治国”，极权统治下，整个社会从“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沦为人人说假话做假事、制造毒食品害人利己。有人指出，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互害生态链。香港人包括商界当然不会沦落到这地步。但继续向“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滑行，这就是整个社会堕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