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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不要用強盜邏輯思考國際關系

2016-06-15 張維迎 經濟學原理

不要用強盜邏輯思考國際關系
張維迎

編者按“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史的編寫中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國人至今仍然對我們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於懷。我們雖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爭氣，更憤怒於列強的不講理。也許，只有中國真正強大了，我們才能心平氣和和描述我們的歷史，就像我們現在描述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一樣。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近代中國所遭的強盜邏輯之苦，與我們的“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不是沒有關系的。近幾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變革，也是從強盜邏輯到市場邏輯的跳躍。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勳爵率團訪問中國，目的是與清政府進行外交談判，擴展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和交流。英國當然希望獲取一些特權，因為當時的中國，通商仍然是一種特權，沒有政府的允許不行。經過近10個月的旅程，馬戛爾尼終於來到了中國。1793年9月8日，馬戛爾尼使團一行到達乾隆皇帝的熱河行宮。雖然在覲見乾隆帝之前，曾因覲見禮儀問題雙方發生爭執，但乾隆帝對第一個英國朝貢使團因為仰慕他的天朝並前來恭賀他的壽辰，還是感到非常欣慰，馬戛爾尼一行受到殷清的接待。隨後，馬戛爾尼以英王陛下的名義呈交了一份照會，並要和珅轉呈乾隆帝。照會要求派使臣駐北京並擴大通商；要求將貿易擴展到寧波、舟山和天津；准許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樣，在北京設立商館；將舟山附近一處海島讓給英人居住和收存貨物；在黃埔附近的長洲島建築一所醫院，供水手療養等。對這些要求，乾隆帝在給英王的兩道敕諭中一一駁回。他認為英王派使臣駐京既屬無益，且與清朝體制不符。他把允許西方各國來華貿易說成是“天朝”的一種恩惠最終，因為“天朝無所不有”，根本用不著與他國交易。馬戛爾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一無所獲，被“優雅”地打發走了。

從今天的標准看，英國提出的這些要求即使不能說全盡合理，也不能說很過分。至少，英國人想在北京設個辦事處，想擴大貿易區，沒有什麼過分吧？人們通常認為，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不做假設，我們很難理解歷史。設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權國而非“藩屬”對待英國，認真研究一下英國的要求，與其談判達成一個對等的協議，同意英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放幾個口岸，同時也要求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國辦事處，鼓勵中國商人去英國做生意，之後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們經常把當時的西方國家稱作“列強”，既指他們的強大，也指他們是強盜。確實，中國的大門就是被這些“強盜”用“堅船利炮”打開的。但就我理解，這些列強最初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並沒有想用強盜的邏輯征服中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後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200年的中國歷史。近代中國的歷史總是與英國分不開。事實上，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已是一個公認的標准。1997年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權，被認為是雪洗了中國的百年恥辱。《博物館裡說中英金融史》一書從貨幣和金融市場的角度解讀跨越200多年的中英關系史，對我們理解和反思中國的發展道路非常有價值，值得一讀。
鴉片戰爭

這本書讓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編撰者還是有太多的我們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節，這使得他們在敘述歷史的時候，時常會偏離市場運行本身的邏輯，甚至有點“陰謀論”的解讀，這對我們理解真實的歷史是不利的。舉例來說，五卅運動後國人抵制外國銀行，發生擠兌，一些中國的銀行和錢莊暗中接濟英、日銀行。作者感歎道：“在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強烈爆發的五卅運動期間，中國的銀錢業不僅不“響應運動”，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暗中頻頻接濟外國銀行。華資銀行和錢莊的大力支持對英資等外資銀行渡過難關起到了一定作用。”我沒有辦法推測，如果中國的銀行和錢莊不接濟，外資銀行是否都會倒掉；如果他們倒閉了，對中國的金融和經濟究竟是好是壞。但讀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政治風波後的情形，當時香港居民擠對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匯豐等外資銀行也是出手相助了。其實，現代市場經濟下各個利益主體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他們既相互競爭，又相互依存，維護市場秩序的穩定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我們不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理解這種現象。作者在敘述外國銀行對中國金融機構的拆借、對中國政府的貸款等商業行為時，也存在類似的、我稱之為“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商人的利益與國家並不總是相同的，同一國家的商人之間也有沖突，這種沖突有時比他們與外國商人之間的沖突還要大。本書作者自覺不自覺地把英國的銀行當做一個統一的行為主體，這是值得商榷的。當然，這種“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史的編寫中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國人至今仍然對我們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於懷。我們雖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爭氣，更憤怒於列強的不講理。也許，只有中國真正強大了，我們才能心平氣和和描述我們的歷史，就像我們現在描述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一樣。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近代中國所遭的強盜邏輯之苦，與我們的“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不是沒有關系的。金融博物館告訴我們的是過去的歷史，但目的是啟發我們更理性地思考未來。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有助於激發我們的愛國熱情，但只有市場邏輯的思維方式才有助於我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