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拙文的写作动因，来源于今年8月初秋时节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的一次中国文化座谈会。其时中外学者，作家，诗人，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席间笔者向前辈诗人痖弦先生请益问学，彼此促膝交谈，分享了许多话题，但多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有关。痖弦是知名诗人，早年在台湾出道，曾与洛夫，余光中并称台湾现代诗坛的三驾马车。当他得知笔者近年来偶成的几篇文史习作，遂鼓励我不妨再写写蔡元培，并说蔡先生的墓如今就在香港，早已淹没在一片万人坟场里，无人问津，余光中先生去了多次都找寻不到，无功而返。最后一次终于找到了，但见荒烟蔓草，不胜唏嘘，遂做诗《蔡元培墓前》，写得极为伤感和凄美。
痖弦先生鼓励我说，如果还有可能，设法去找到它，为蔡先生的在天之灵写点纪念文字，为他在香江的晚年悲凉人生作点记述，哪怕雪泥鸿爪，片言只语均可，留做纪念，不然的话，这段历史就真真被红尘所淹没了。如今世态炎凉，物欲弥漫，前辈台湾文人竟还有这样超脱世俗的文化情结，历史眼光，令我不由得素然起敬，也让我联想起了如今台湾岛上尚有一大群守望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士者”，有如龙应台，白先勇，林青玄，余光中，赖声川，林怀民，蔡登山等。我深知，中国儒家文化的火种还在，迟早还会重新点燃。痖弦先生对晚生的期盼与勉励，我又岂能拂逆？
蔡元培先生的名头太大，已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我等晚辈读书人高山仰止，写起来力不从心，唯有惶惶然矣。当年，他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的创办人及首任院长，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亦为高等教育应为“全人教育”理念的奠基人，享有「学界典范」、「人世楷模」、「教育文化界第一人」之尊誉。近年来，对蔡先生至今流落在香港坟场上的墓茔是否迁回北大，北大校方总以校园条件尚不具备作为说辞，婉拒或搪塞，海外学界对此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感喟，纵有古道热肠，家国情怀，毕竟人言微轻，无论红白谏言，尚不在国内官场的考虑之中，情何以堪？
置身香江，我心向往之
每次到香港，航班还未着陆，我就迫不及待地透过舷窗，仔细俯瞰着无数像翡翠一般的绿洲，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环绕着九龙半岛，因为我知道，那里的每一处都有着太多的沧桑，太多的故事。我来到这里参会或观光已有多次了，但却从来没有过这次万里来寻墓地，有如朝圣般的敬拜心情。
据查，香港的墓地有多家，由于岛上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因此墓园里的墓碑大多是一个紧挨另一个，排得密密匝匝，许多墓园甚而被高楼大厦包围，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像北美的墓园，硕大而又空旷，亡灵尽享自然与天地的恩赐。港人特有的文化，墓园就象校园一样的拥挤，周边的房地产亦很活跃，人气旺盛。在香港，墓园分为政府管理的公众墓园与私人机构经营的墓园；此外，还有公立与私办的火葬场等。由于香港土地短缺，早在1976年香港政府便停止受理永久土葬的私人坟地登记，并鼓励火化。根据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政策，公众坟场土葬超过6年的骸骨必须捡拾迁移，以便节省土地资源。
经过仔细疏理，我终于寻找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墓碑，位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当地人简称香港仔坟场，据说是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辖下的第一所成立的坟场，位于香港岛香港仔与田湾之间一带，总面积约为98,542平方米，车路入口位于香港仔海旁道及石排湾道的东面交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香港较高地位的华人争取有一个专为香港华裔永久性居民下葬的地方，政府便于1913年6月16日在香港仔拨地，再由一群华人自资兴建。坟场于1915年10月17日正式启用。这群华人成立了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以便管理坟场，更获当时的华民政务司出任主席。
据墓园管理处介绍，香港有不少望族先人均葬于此，包括邓肇坚、冯秉芬、傅老榕及周寿臣等。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于香港逝世后，因战乱未能安葬于故乡，结果也葬于此坟场“资”字号地段。
远远看去，坟场像是一把椅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水极佳。史料所记载的，由著名词学家，北大校友叶恭绰先生刻书“蔡孑民先生之墓”的珍贵原始墓碑已经不知去向，如今的墓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北大香港校友会筹资重新修葺的，已将小青石墓碑换成台湾花莲出产的青麻片石，即是扫墓者所能看到的这一块，虽显肃穆大气，但毕竟岁月消蚀，日晒雨淋，年久失修。仔细观察发现，墓碑后面已经开裂。墓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事惟先生足以当之……”话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朴素的碑文在墓园的冷清中更彰显着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目前海内外知道蔡元培先生真实下葬地点的华人或许已不多了，而且确实不易发现，尤其是初来乍到者。香港的主要街道大多建在坡地上，七曲十八拐，犹如谜宫，寻墓找不到北是极为稀松平常的事。如果港府能在港岛地图上标出，或在坟场附近设置醒目的路标，让海内外游客能方便地寻找到先生的墓碑，让更多人前来祭奠与缅怀这位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且不是顺应民心，立功建德的善举？
回望历史，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客居九龙，闭门谢客，凡事甚为低调，没有过多的公开活动，他虽人居陋室，但声誉却在外，对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仍然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1940年3月10日，为蔡元培先生举殡的那天，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志哀，他的灵柩由礼顿道经加路连山道，再经过波斯富街，沿途都有市民列队目送。在南华体育馆公祭时，参加者万余人，是当年港岛上的大事件。（参见上图）
一位香港老伯对笔者说：“让这位文化巨人躺在这里，是香港山水之幸，可是港人如今太善忘，不管是清明还是祭奠日，几乎少有人去扫墓，不是不知道蔡元培这个人，而是根本不知道墓碑在何处。”情形确实如此。1977年，余光中专程前往香港蔡元培墓致祭，也找不到墓碑所在位置，几经周折，几经盘诘，终于找到淹没在无数墓碑海洋中的蔡元培先生。
那年月的墓园尚简陋，坐落在一片荒野乱坟中，余先生颇为感慨，遂作诗《蔡元培墓前》：“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如今让人读之仍唏嘘不已。
据说香港每年都有纪念蔡元培先生的公众活动，例如浸会大学还将学校一座建筑命名为“蔡元培堂”，并已第三次主办“蔡元培节”。蔡元培先生至今活在港人的心目中，爱戴有加，令我感佩！仅此一点，谁又还能说今天的港岛是一片文化沙漠？其实那是典型的文化误读，绝非娱乐圈里的港姐天王一族所能代言。
晚清以降，港岛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南来北往，栖身于此的中国知识学人，学界泰斗名家，何止成千上万？如今港岛上的几所高等学府，更是当代中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校园里有着一大批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展开学术对话，不流于世俗，不浮燥，尚能潜下心来治学的知识学人。我想说，中国的学术，良知，道德，公义还在香港，蔡元培先生的人生理想还在香港！
慎终追远，缅怀先贤
回望现代中国的历史，或许仅有两位人物在海峡两岸尚无太多争议，长期取得共识，受到待见，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诚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也是一位为国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1868年1月11日他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提出的“相容并包”的治学思想，至今仍为学界所称赞，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至今在海峡两岸为人们所怀念。
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上图摄于1920年，左起：高一涵、马君武、蔡元培、胡适、丁毂音）
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渊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才能开通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大部头，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
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以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来看，此言不虚。
顾颉刚先生曾撰文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学者蔡元培，有着他平易近人，受人爱戴的人格魅力。
中国社会对人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道义，非常建树，而且在个人隐私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先生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清华校长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民国大佬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
蔡元培先生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万千国人犹豫不决但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奉行“道不同而不与之为谋”的先哲教诲，一生多次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因为名望太高而不被允许。
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参与营救胡也频、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爱国政治犯的事迹，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一直为国人所敬佩；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无畏的精神，何以如此？（左上图为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合影）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先生曾高度评价蔡元培说：“若把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之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个评价的深刻涵义。
王世杰先生曾为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一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下图：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掌门人王云五合影，也是蔡元培晚年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
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赞而三叹之。
先生风范，山高水长
据史料记载，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获悉萧伯纳即将来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等把接待萧伯纳作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希望借助这位世界瞩目的名人，进一步扩大民权保障同盟的影响，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下图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1933年2月16日，77岁的萧伯纳乘坐英国<不列颠皇后号>由香港抵达上海吴淞口。同是国际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等上船迎接，双方在船上交谈甚久，约定第二天参加一些活动。翌日清晨，宋庆龄又上船接萧伯纳，一起乘汽轮从杨树浦码头上岸前往宋庆龄寓所。途中，萧伯纳绕道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专程造访蔡元培。蔡元培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也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
国际笔会1921年在伦敦创立，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组织，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合作，并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萧伯纳是国际笔会的重要成员。1928年11月，在蔡元培、胡适等倡议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也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先生被推选为会长。
蔡元培的英语十分娴熟，寒暄之后，两位笔会成员就聊起创作。萧伯纳说，“前些年，有人说我老了，不必看我的作品了；现在，又觉得我老而益壮，要看我的作品了。”蔡元培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先生的作品素来是美的，上海喜剧舞台老是演你和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你的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申报》连载呢？”这些幽默话语博得了萧伯纳对蔡元培先生的渊博学识，他所领军的民国学界水平的激赏。
短暂会晤后，大家驱车来到宋庆龄寓所。巧的是，宋的寓所位于“莫里哀”路29号，而萧伯纳也被誉为“20世纪的莫里哀”。中午，宋庆龄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大家希望鲁迅能与萧伯纳见面，于是蔡元培匆匆写一短简，派自己的汽车去接鲁迅。参加午宴的还有杨杏佛、林语堂、斯沫特莱等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会员。（下图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前中立者）、林语堂、鲁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民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中共方面毛泽东在致哀电报中称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也称赞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让人听之闻之，无不为之动容。
客居香江，安享晚年
1937年11月，蔡元培从上海乘船来到香港，开始疏离政治，避难休养，潜心写作。香港相对平静的生活，给蔡元培的精神世界予无穷的慰藉。他与夫人周峻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与在香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后任袁世凯、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及徐世昌内阁教育部长的张一鏖等作诗唱和，常有来往。
根据现在可查的数据显示，蔡元培一生虽有较多时间参与政治，但始终是一名儒雅的学人，他饱读经史，砥砺品行，在人们的印象中绝少有政治家的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学者风范。及至晚年，蔡元培在香港仍勤学不辍，读书几乎成了他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由于一生奔走国事，着力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蔡元培以前难有充裕的时间静心著述，因而他在香港休养期间，拟定了一份写作计划：写一本以美育代教育的专著，编一本美学书和比较民族学书，并应胡适的建议编撰《自写年谱》。
在年谱中，蔡元培以简洁清丽的白话文，对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4年以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等，均作了详尽的记述，从中可探视蔡元培的人生轨迹、思想人格的形成环境与过程。而这些无不都是他平生治学的主要兴趣所在，尤其是他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特见解蕴藏于心，不发不快。
蔡元培先生晚年在港岛，回首往昔，有感世事纷扰，蹉跎岁月，虚掷了许多光阴，唯愿以有生之年力求补偿，不失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取的情愫，为此他应约为一些书籍作序，先后有《鲁迅全集·良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
或许是因为写作需要心力付出，用功过多，加上抗战非常时期，为民族的命运而焦虑，长期夜不成寐而疲乏，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突然头晕目眩，失足倒地，口吐鲜血，家人急召商务印书馆馆主王云五先生特约的西医朱惠康、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登门会诊。翌日，蔡元培先生被送往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由于大量出血，虽经中外医生悉心救治，但第二天还是与世长辞，享年73岁。
蔡元培病逝的噩耗传出，全国各界为之震惊和痛惜，除了民国政府举行国葬外，中共亦派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为代表慰问其家属。3月7日，蔡元培的遗体在香港理臣山道福寿殡仪馆遗体入殓，有300余人前往参加告别。3月10日出殡，香港各界前往执绋者达万余人。蔡元培的灵柩最终被安葬在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刻石。
北大的蔡元培，蔡元培的北大
如今，香港的各处墓园是许多现代中国南下的文化名人葬身之处，他们的亡灵何以留在那里，原因种种，各不相同，比如说许地山的墓茔，又可引出另一个凄美的故事。比起周边的其他墓地，蔡元培的坟墓已算是比较气派的，因为这是一批北大校友集资重建的结果。曾经有人建议把蔡元培的墓迁回北大，但是听说北大方面却没有接收的意愿。（下图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关于蔡元培先生是否归骨北大，坊间议论纷纷，声音各异，其实已经持续数十年。据香港媒体的朋友介绍，“几年前，蔡元培孙女蔡磊砢赴香港蔡墓拜祭，对媒体表示，蔡元培归骨北大呼声不小，但蔡家人认为蔡先生墓应留在香港。新闻一出，为蔡元培遗迹争论不休的人更添了好奇心，想知道蔡家人的真实想法。”
每年回国探亲，到了北京我都会去北大校园里走走，因为我深信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大学精神应该还在那里，在未名湖畔的柳荫下，红楼前的绿茵草地上，我希望还能呼吸到蔡元培先生遗留下的人文气息。
文革后的77级，78级校友还捐资建了一个蔡元培的塑像，我为同辈人的理性而激赏，因为我们都是文革后第一拨考上大学的读书人，有着特殊的时代共鸣，那就是共同追怀北大曾经有过的人文传统与大学精神。（下图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礼的合影）
只可惜，如今的北大已不是蔡元培先生的北大，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谢幕，校园里除了附庸风雅的学人与游客，我们已经很难寻找一丝“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北大遗韵，她的人文精神早已式微，她的文化精髓已经不在。
我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明珠，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的故事。这之后的北大，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已被整体禁声，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对周谷城等民主人士所说，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他一句话也不说。”读之观之，让人心里流泪。北大虽然还叫北大，但已如《红楼梦》中所云“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怎着桂花油？”，名不副实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频频更换的北大校长们身上找到见证，发现失望。如今的校长已经没有了民国教育大家的学养，见识与情操，没有了承前启后的社会良知与道义担当，没有了众望所归的人格魅力，焉能领军士林，开创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校园焉能滋润出新一代学术大师？
如今北大校园里亦如市面上，有的是对物欲的崇拜，缺的是对学问的用功；争夺的是科研经费，遗忘的是大学精神；自慰的是功利论文的排名，丢掉的是文化百年的传统。学者的内心除了浮燥，还是浮燥；学生的内心除了浮燥，也还是浮燥。他们仅是一群没有任何信仰的生灵。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先生先后来访参观，在座无虚席的北大礼堂演讲时，北大培养的几个精英女学生站了起来，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质问我们的客人，指责美国的民主自由，批评美国的社会制度，同时颂扬自己的母国，语气中义愤填膺，慷慨而又激昂。
没想到的是，如今这几位发言的“毛孩子”精英悉数皆去了美国，争当过埠新娘，或嫁西人妇，或当寓公婆，在水一方尽情享受着美国的社会福利，为“小我”而生存，毫无任何社会担当与责任感，这就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结出的酸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国家社稷有何之用？
在联合国的发言席上，中国代表已经向全世界坦承：“中国的教育及卫生医疗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仍在不断探索新的出路。”那么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我们的课本怎么了？经典的缺失，人文的缺失，礼仪的缺失，公义的缺失，历史真相的缺失，与时俱进的应试教育已毁了整整以10年为一个单元的几代人！扣问苍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回曾经有过的温良恭俭让？我们还能不能找回曾经有过的礼义廉耻？儒家思想还能不能挽救在中国缺席的信仰与礼仪？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接受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这件事被记录在他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诚然，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整个造型结构紧凑、蕴涵丰富、简洁大气，给人现代的感觉。
鲁迅的设计图案旋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初又被重新启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所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正是由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发展而来。
“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文化符号，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意象。如今，九泉之下的蔡元培先生与鲁迅先生若是知道了北大的人文精神已经式微，渐行渐远，不知作何感想？
今年九月份，笔者与北美华文媒体人与作家们有过一次回国采风的经历，人在旅途中也分享了蔡元培先生的晚年人生故事，说起蔡元培的后人有意将流落在香港的墓茔迁回北大的初衷，让老人叶落归根而屡次受到北大校方婉拒的情形，诸君不胜唏嘘！北大的老校长要回家，那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的，北大所提出的任何条件都是对蔡元培先生的亵渎，不恭不敬。如今老校长都回不去了，北大还有什么更好的托词能够安抚天下读书人的心田？
旅美作家刘荒田兄感叹道：“蔡元培先生留墓在香港也好，能够让他老人的魂灵得一净土而安息”，言之凿凿，说得真好！我亦深有同感，叶落归根虽是中国人的传统，但世态炎凉，人心已不古，物非人亦非，或许叶落归根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天涯海角，青山处处埋华人。
倘若蔡元培先生真的回去了，在当下物化的北大校园里，作为校园点缀，在此起彼伏的导游吆喝声中，在成群结队的观光游客氛围里，会让先生的亡灵不安，难过又悲伤，因为那样的场景与先生一生追求的志趣与信仰格格不入，那样的浮燥与喧嚣会玷污了先生一世的功名。
是啊，蔡元培、胡适、张伯苓、蒋梦麟、傅斯年及其同时代的教育先驱们，以他们的风骨与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后世，早年投身民主自由运动，倡导教育救国，道德救国，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固然可以见证一个学人的儒家范式，但在细微之处所见的真性情和人格魅力，更让人感念追怀！
山高水长，留得风范示后人，那就是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德行会寿于金石而不朽。无论在朝在野，识与不识，蔡元培先生的人生墓碑将永远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尊崇。
全文完
2013年10月27日结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迷迭香园
【作者简介】桑宜川:旅加四川人，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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