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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冈溪畔的贤母——欧阳修之母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欧阳修支持范仲淹，主张改良政治，革除时弊，结果触犯政敌，被诬贬谪。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遗世。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在艰难的成长环境中，苦学成才的典型文人，他的成长，与他的母亲郑氏，密不可分。



欧阳修四岁时，其父欧阳观，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去世，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母亲带他投靠叔父欧阳晔。因其父为人敦厚，为官清廉，死后家中一贫如洗，买不起纸笔，母亲只好以芦荻作笔，以沙滩作纸，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也非常听话，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画地进行写字练习，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史书所传的“郑夫人画荻教子”。郑氏的这种教导，使欧阳修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母亲的熏陶下，欧阳修的文学才华，很快显露出来，十几岁时，不但能把周朴、郑谷的诗集，流利地背出，而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写诗作赋的技巧。母亲不断地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诉他为人为官，不要随声附和、随波逐流。



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外出借书看，他家里附近有一个李姓藏书家，家中遍藏典籍。欧阳修不断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部六卷本韩愈的文集，经主人允许，便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如获至宝，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阅读。他高兴地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

当时欧阳修的年纪还小，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内容，还吃不透。然而他却为韩愈散文独特的风格所感动。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来，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只讲文法、华而不实的文章毫无用处，实在是误人子弟。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那种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长必须具备的条件。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民爱戴。欧阳修长大做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 “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 “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总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虽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为人处世的准则，来督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朝中权贵。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促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在欧阳修人生极为低落的时候，再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渐渐从被贬的落魄心情中，调整过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之情，最终官复原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奋斗历程。



欧阳修为官清正，但也不忘孝敬为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皇祐五年(1 053年)，欧阳修的母亲，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将母亲遗体，运送故乡安葬。母亲慈祥的面容，劳碌奔波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眼前，母亲的谆谆教导，激励他成就了一生的功业。

[喋喋不休]

家境贫苦过去常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