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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接班的厂二代,卷不过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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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区留子被骗回工厂搬砖” “夕阳产业厂二代求出路”“95后厂二代的纠结时刻”……

近期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中,越来越多具体的“厂二代”浮出水面分享她们的故事,从神秘而模糊的一群人,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课题。


对年轻的女性“厂二代”来说,家里的小厂,仿佛烫手山芋。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业者,无论家业大小,大都在面临着企业接班难题。而对女性继承者而言,父母的托付难以拒绝,但接班很少是她们的人生首选;当她们接受宿命用心适应新的角色,时代与世代差别带来的错位感,又时常令人手足无措。

当她们选择说出自己的难处,又会招来冷嘲热讽:能接这么大的家业就知足吧,有什么资格到网上喊苦说累?

这既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压力,也有个体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挑战。接班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个人愿望与家族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映照出一些小型制造业在当下的尴尬处境。

厂二代标配:留学后回家接班?

“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受这份罪?”星雨委屈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去年,29岁的星雨还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星雨的父母在广东佛山开了家柜门电子锁制造厂,厂子不大,有15个工人,生产用于桑拿洗浴、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的更衣柜电子锁,每年营收几百万。

星雨的父母年轻时都是西南地区军工企业的机械工程师。工厂辉煌不再,于是南下闯荡,2004年左右在佛山创业开厂,二十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错。随着父母老去,近些年公司一直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2023年年初,职业经理人离职创业去了,父母便和星雨商量,要不干脆回来接手家里的厂子。

“家里的收入,怎么也比你在外面打工多。”爸爸说。




(图/《京都人的私房雅趣》)

星雨从没有想过回来接这个班。她此前的经历,都指向另一种人生轨迹:自小在寄宿学校,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国外留学。2021年从纽约毕业,在深圳做过两份市场营销类的工作。她的情况与很多“厂二代”类似,每一步都像在远离作为起点的工厂,但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所以,回家接厂的要求,让星雨苦恼了很久。她在外面早自由惯了,“从小没怎么和父母一起住过,回来要和父母一起住、一起上下班,真的会受不了”。

另一方面,星雨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不愿让他们太辛苦。犹豫再三,去年年底,星雨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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