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核系统如何运转?中国互联网审核员的罪与罚

生长在“互联网一代”的人，同时也是在墙内长大的一代，ta们的一些人长大后成为了互联网审核员。我们不禁会问起，这样庞大的互联网审核系统是如何运转的？系统中的人如何使这套机器有效运行？而身处于“螺丝钉”之位上的人们，ta们的故事往往隐身，被这个强大的系统本身所过滤掉，鲜有人知。《莽莽》特约作者采访了多位互联网大厂审核员，聆听ta们谈“墙”、谈“圈禁下的人生”。

这是陈哲明第三次接受心理咨询。

在电话中，他直言他的心理咨询师要价每小时400元人民币，是他三天的工资收入。他很心疼，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

“起码和咨询师沟通完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是能睡着觉的”，陈哲明说。不过因为咨询费太过高昂，他无法遵照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每周抽一天时间去进行这项活动。因此，他每个月至少有10天整宿睡不着觉、大量脱发、经常性全身无力，以及因为免疫力低下而患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带来的身体疼痛同样让他深夜难以入睡，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一个身体和精神持续承受损害和折磨的循环。

陈哲远感到痛苦，但他无能为力。

痛苦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他很难说清。但对于痛苦的根源，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陈哲远2019年毕业于中国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历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失败后，他追随同学的脚步去到了北京找工作，但兜兜转转半年，他一无所获。

2020年初，恰逢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受疫情影响，失业率在持续增长。

不过很快，他迎来了转机。

2020年2月6日，李文亮医生去世，他被中外媒体视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在正式“吹哨”之前，他曾被新冠疫情的最初爆发地——武汉的地方公安人员训诫。叠加疫情带来的大量死亡、政府失职，以及武汉沦为人间炼狱后催生的各种悲情叙事，李文亮的去世成为了调动大众情绪的导火索，中国公众自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离了愤怒。

而为应对由此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大量“政治敏感”信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审核员。大厂（在中国，媒体将大型互联网公司统称为“大厂”）独有的光环让陈哲远很心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审核员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我也可以进入大厂了，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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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原本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才能走完的招聘流程，在4天内获得了特批。他正式成为了一名互联网涉政治内容审核员。对于如此迅速成为一名互联网人的经历，陈哲远笑称自己绝对是捡漏了，但一时的幸运却换来了之后的身心受创，是他始料未及的。

出生于1997年的陈哲远，因甫一出生便处于互联网世界，所以他与同代人一起被视为中国的“互联网一代”。

但中国的互联网管控于1996年正式开始施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该规定在后来被广泛用于处罚“翻墙”行为。

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隔离开的软硬件系统集合也因此被称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亦即中国国家防火墙。

防火长城的问世，使得包括陈哲远在内的中国年轻人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便一直面临着“中国特供”的信息围墙，这也使得“互联网一代”同时是在墙内长大的一代。

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后成为互联网审核员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他们如何判断信息是否敏感？如何认定信息是否属于墙内特供？以及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他们翻墙、筑墙、固墙，“墙”对他们而言是什么，其自身在墙下又是如何生存？

成为“筑墙者”

王家凯是陈哲明的大学同学，也是他最初将陈哲明介绍给自己的领导，并竭力邀请陈哲明加入自己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的。

但与陈哲明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他身心健康。而且他也具有比陈哲远更强的自我保护和信息安全意识，因此，他只同意通过邮件进行沟通。

对于加入互联网公司做审核员的初衷，在邮件中，王家凯表示自己从小便对历史感兴趣，所以大学报考了历史学专业。他很崇拜历史上的一些开国名将，如果唐朝的尉迟恭和秦琼，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一样为君王开疆辟土和守土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