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激增一个"失信被执行人"的惨淡故事

2023年1月，曾在上海市区经营四家中型餐厅的王女士上了失信被执行名单，随后关掉了自己手里的两家公司。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她经常同时打三份工，穿梭于长三角。

2019年下半年，王女士投入手里全部资金，和几位合伙人一起陆续在黄埔和普陀区年末开起了四家日料和火锅店。当时生意极为火爆，每月“账上流水有了两百多万，我一边还贷款一边筹措新项目，美好的未来在等我”。

2020年春起，中国全境内逐步推开越来越严格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从华中地区开始，“封城”不再是一个陌生名词。市民长时间无法外出，堂食成为奢望，跨省市出行异常难办。

漫长的动态清零疫情管控政策对实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餐饮业首当其中。这个行业上下游结合极为紧密，抗风险能力极差，王女士的四家餐厅又大量依赖生鲜产品。

王女士这样形容当时的焦头烂额：“我不知道该订多少货，因为我不知道24小时、甚至5小时后的风控措施是什么。如果突然放开一阵子，我的货也供应不足，2022年初，上海封城只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月零入账，但一个店就有几十万亏空，我压根撑不下去。”

除了王女士手里的几家门店，在与王女士有生意往来的这条供应链上，上游生鲜供货商、物流、下游的文创周边等在两个月内全部濒临崩溃。半年内，与王女士保持上下游商务往来的数十位商人都成为了失信人，面向全社会公开的“黑名单”上，他们的大名和基础个人信息赫然在目。

为了尽快还款，王女士依赖多年经商的人脉开始穿梭于长三角，零碎接一些散活。最缺钱的时候，她热烈响应政府“地摊经济”的号召，早上八点去人民广场摆摊，下午五点去新天地摆摊，晚上七点去嘉里中心摆摊，十一点回到家还要和新合作的工作坊筹措活动。即便如此，“我挣不到钱，我能感觉到我的客户也没钱，他们都没有让我多赚几块的能力，大家都没钱，我已经不知道钱可以从哪里来了”。

由于破产后面临高消费限制，王女士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于是她要求对方乘坐飞机来上海和她洽谈，但“10个单子里有7个会因此无法长久且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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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收到大陆最大三房票务平台携程发来的短信，表示他们可以帮她买到高铁票。携程如何骗过购票系统，王女士不得而知。但自从黑名单生效，王女士的生活大为受限，仅偶尔乘朋友的顺风车前往周边市区。

乘高铁从上海市前往王女士位于昆山的住宅的高铁费用是26元人民币，耗时17分钟。但由于高限，她大部分时间只能选择出租车往返，耗时1小时，价格在150元到200元不等。

王女士说：“我理解的高消费限制是通过让我花更少的钱的形式、使我偿还欠款的能力增加。为什么我上了失信名单强制执行后生活成本更高了呢？”

王女士是少数吗？

失信被执行人，在中国又被称为“老赖”，这个词原为颇带贬义的指代故意欠钱不还的人，法律文本的解释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人员”。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国处于失信状态的被执行人数量为841万人。但据联合早报记载，这个数据在2020年初为570万，四年间增加近68%。根据《金融时报》统计，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未能按时偿还商业贷款和住房贷款且年龄在18到59岁之间。

浙江杭州海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逸凡对BBC表示，在疫情之后，他承接的破产清算相关案例明显增多，像王女士这样由于经营不善、未能按时偿还商业贷款而上失信名单的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值得关注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