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 北京"麥"難民:那些晚上的漂泊與孤獨

2025-03-19 | 來源: Andersen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撕紙男”跟我們說他家在河南，來北京創業，做餐飲，有幾個實體店。坐在對面翹二郎腿的大哥聽到後，怒罵了一句“神經病”。“撕紙男”沒聽到，或假裝沒聽到，依然熱忱於紙片碎裂的快感中。這時，一位年紀稍長的大叔走過來，先是怔怔地看著他，一臉不自已的驚訝，幾分鍾後問：“你撕什麼呢？” “撕紙男”抬起頭，看了大叔一眼，遂從兜裡掏出一毛錢說：“送你。” 大叔哈哈大笑，還是接過了。

但“撕紙男”卻變得越來越焦躁，連塑料袋也使蠻力撕。紙散落一地，服務員看到後惱羞成怒，喝令他馬上掃幹淨。“撕紙男”不從，服務員轉身說要去報警。

警察真的來了，喝令“撕紙男”掃走地上的紙碎，然後駕輕就熟把他攆走。

“明天還得回來。” 那位罵他神經病的大哥在座位上叨念這麼一句，然後掏出了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間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讀起來。

隔著一道牆，一個身穿發黃白色西裝的男人拿出一個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開始熱火朝天地自言自語，像是在解釋一本武俠小說的高潮情節，越來越大聲，而且聲情並茂。隔壁座位一個右腳裹了一藍色塑料袋的女人被驚醒，朝半空罵了一句“你怎麼敢這麼對我！”，馬上又陷入昏沉。閱讀的大哥放下書，像檢查秩序一樣走了過來，瞪了一眼這一男一女，又默默地回去。

我那時覺得，他們應該是互相知道認識的，但又故意保持距離。快餐店的後半夜，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各路人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太神奇了，所以在我回到屈強東和屈建強父子的故事前，我還要講一下東四十條的那家麥當勞。

它罕有地燈明屋亮，在午夜顯得格外熱鬧。我們在那裡第一個認識的是山東人丁新峰。他在30年前父母離世後開始流浪，在這家麥當勞足足住了五年。雖然已55歲，但聲如洪鍾。丁新峰愛笑，笑起來只見半邊牙。問他最喜歡什麼，他答廣州的大排檔，吃完了珠江邊一躺，仰天笑，全忘了。

剛聊一陣，就有人走了過來插嘴——竟然是“撕紙男”！他邀請我去旁邊角落跟他聊幾句，我答應了。不過等我過去的時候，他正和旁邊的人爭執。對方把一根鉛筆放到他手中，他馬上氣急敗壞地扔回去。這個拿鉛筆的人叫劉冰寒，一頭灰白頭發，雖然也邋遢，但跟這裡其他露宿者比起來，顯得眉清目秀，說起話來還很靦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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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四十分鍾，劉冰寒用那根鉛筆畫出了一幅《吳廣起義》。雖未至栩栩如生，但不失幾許磅礴。畫作罷，馬上引來了圍觀和贊歎。“撕紙男”在一旁氣不打一處來，說：“那是他送給我的！” 一旁的劉冰寒會心一笑。我問其出身，52歲的他說他早年在山東藝術學院學畫，畢業後分配到機械廠畫零件，前兩年遇到工廠科技轉型，他無用武之地，便主動辭職來到北京，想找找機會，當一個“著名畫家”。

圍觀的人中有個叫薛獻永，留長發，系了一條綠絲巾。他自稱演過《太平輪》，不過因為怕紅了以後要應付記者，所以拒演了接踵而來的大戲主角。薛獻永後來領我到了另一角落，指著面前一個乞丐模樣的人說：這人是個碩士生，只說英文。我十分驚訝。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回答畢，放下了手中的半個漢堡。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他身邊有一個"invisible living person"，時刻在控制著他的行為和思想，阻止他積極生活。他說他還寫過很多論文，研究這一個神奇的力量。我拜托他給我看一眼，卻見紙上密密麻麻都是政治敏感的訴辭。我大概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了，禮貌道別後正要離開，他卻忍不住向我揭露“天機”：他說那個“看不見的活人”其實早就向他預告了我的出現，而且因為他透露了太多，現正用胃痛折磨著他。我連聲道歉。

我和同事覺得此地超出負荷，便收拾准備走。這時，薛獻永走到我身旁的鏡子前，仔細端詳了鏡中的自己幾秒後說："你是神經病嗎？嗯，你是。" 我對他擺出疑惑狀，他笑笑回復說："我怕自己太聰明，會出事的。"

那個瞬間，整個麥當勞魔幻到像是浮在了半空中，地板一戳還能泛起漣漪那種魔幻。不過，至今我都覺得與其一概而論地說這幫人有精神病，還不如想象他們其實有另外一個意識世界。他們或許被城市盜取了精神靈魂，於是在深夜裡麥當勞裡重新創造自己。我們誤闖了他們的結界，被怪異的善意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