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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抗議者們封鎖了貝爾格萊德的一個十字路口。Photograph: Oliver Bunic / AFP

然而,半個世紀後,在武契奇自詡為“黃金時代”的今天,社會現實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場學生運動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塞爾維亞民眾長期積累的不滿得以宣泄,而這些不滿源於ta們共同承受的近乎絕望的處境。當貝爾格萊德的街頭湧現出數萬名支持學生運動的民眾時,人們開始意識到,許多塞爾維亞人已不再相信那個曾幫助塞爾維亞進步黨(the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在2012年擊敗民主聯盟的承諾——“為了我們的孩子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一承諾曾為塞爾維亞工人階級帶來毀滅的命運,同時也開啟了所謂的“光明的歐洲前景”)。在過去的13年裡,這一“更美好未來”的承諾一直被無限擴張的、如今滲透到每個角落的國家媒體網絡不斷強化。而今,歐盟國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終於看清,塞爾維亞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是為了防止自己的未來被剝奪。此外,ta們的家人也在支持ta們進行斗爭,拒絕成為在由可疑外資企業運營的污染土地的礦場裡工作的,薪資低廉、屢遭羞辱,甚至常常因突發工傷事故而喪命的廉價的體力勞動者——而這正是當前政權為ta們設定的唯一未來。

學生們還成功地彌合了代際鴻溝、意識形態分歧以及日益分裂的社會群體。在此之前,塞爾維亞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喪失自我認同、破碎到難以修復的社會。然而,學生們證明了這一假設是錯誤的,ta們重新喚起了集體團結的觀念,將那些雖生活在同一國家卻來自完全不同世界、被困於不同歷史時空、持有不同價值觀和文化背景的人們重新連結起來。可以說,在當代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日趨松散,而在那些原本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貧困社會中,社會的碎片化則更多表現為人們的交往僅限於自身的社交圈,而這種社交圈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由個人的社會階層、家族傳統、當地的主流文化以及所受教育的環境決定。因此,所有支持罷課學生的人對國家的主要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正是由於學生們的果敢行動,所有人——無論ta們各自的信仰如何——都在1990年之後首次達成了一種共識:只要在武契奇政權徹底走向極權獨裁之前將其推翻,未來依然可期;否則,塞爾維亞將再無未來。

學生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固有認知,從而實現了對塞爾維亞社會的某種程度的統一。學生們拒絕將這場集體主義運動拆解為一個傳統的抗議組織,同時也避免了像1968年學生運動那樣,堅持為運動定義意識形態而引發公眾困惑與分裂(這一點恰恰是1996至1997年抗議活動的優勢所在)。最重要的是,學生們提出了一個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核心訴求——ta們只是要求政府機構履行職責。當武契奇試圖向聚集的學生發表講話時,ta的失敗場面幾乎與當年齊奧塞斯庫試圖以其“神聖”形象平息抗議時如出一轍。學生們公開聲明,ta們對總統的意見毫無興趣(更確切地說,總統本就不應幹涉司法事務),ta們真正要求的是公訴機關、獨立司法系統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對Novi Sad 15名遇難者的死因展開調查,並履行其應盡的法律職責。學生們的行動確立了一個對塞爾維亞邁向民主與法治國家至關重要的歷史性先例——未來繼承武契奇政權殘余的政府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塞爾維亞民眾已不再認可某位妄圖成為獨裁者的個人權威,而是要求相關機構真正履行職責,按照公共福祉的理念采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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