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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六四三十六周年:當我們紀念六四時,在紀念什麼

2025-06-04 | 來源: 鹿娜的彼岸王國 | 轉到微信 | 有3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部電影中的五分鍾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從沒親歷過那個夜晚。

對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氣味、一種語氣——一種從長輩的沉默中、從影像的雜訊裡浮現出來的質地。它從未被清楚地講述過，卻始終若有若無地存在著。

我最早對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電影裡。那部電影叫《藍宇》，講的是兩位男子的愛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電影的中段，忽然出現一段極短的騷亂場景。人群奔跑，煙霧彌漫，有槍聲傳來。主角在街上搜尋失散的戀人，腳步慌亂、面容蒼白。沒有交代發生了什麼，也沒有留下太多鏡頭。就像歷史本身那樣，倉促出現，迅速消失。

我記得那段畫面讓我坐直了身體。我感覺到某種東西被劃開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聽說「六四」。小時候，父親與母親偶爾會提起——輕描淡寫地說起「那時候也上過街」或「你姑姑沒回來」，像是說天氣冷了，要添件衣。那時候我還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張泛黃的照片，上面是一個年輕女孩，頭發扎起來，眼神有些倔強。我問母親那是誰。她沉默了片刻，然後只說：「你姑姑，木樨地，子彈。」

之後我試著去理解那天。看紀錄片、讀文章、搜尋被反復刪除又重貼的帖子。有時候我會夢見陌生的場景——坦克駛過空蕩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個人的背影。這些夢裡從來沒有明確的臉，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種關聯。他們或許是那天沒能走回來的人，或許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腦中自己建構出來的影像。

我曾經去過天安門廣場，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幹淨。我站在人群之外，視線平靜地掃過那些開放的空間——開放得讓人不安。我總會想起六月的風。那風不比現在的大，但似乎攜帶著什麼沒說完的話。它擦過臉頰時，有一種很輕的疼。

那部電影只有短短五分鍾提及那場騷亂，卻是我與這段歷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後的很多年，我試圖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發生了什麼，而是——為什麼我們不被允許記得？又是誰，在什麼時候，決定了記憶的邊界？

我出生時，一切已成過去；但我活著的時間裡，那場過去從未離開。

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的點亮燭光活動

被壓縮的記憶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個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國長大，學會忘記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接受的知識體系，跳過了那些年份，跳過了關鍵詞。歷史課本裡的1989年，是空白的；網路搜尋裡的「天安門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從未有機會出現在教材的邊緣。於是，記憶像是一張拼圖，但缺少了幾塊最核心的圖樣——那些關於真相、關於死亡、關於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嘗試「知道」那場事件，是在網路剛剛變得可用的年紀。彼時社交媒體尚未全面受控，一些來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還可以在深夜悄悄打開。畫質模糊、旁白緊張、街頭的畫面顫抖不定。我記得有一段，是一位母親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兒子！」那一刻，我明白，這不是一場政治斗爭，而是一場公共的失親。

但即使在家中，這些知識也是危險的。我學會把這些資料存在加密文件夾裡，把手機設密碼，把記憶藏進雲端，像是在保護某種私人的禁語。

也許正因為語言無法說出來，記憶便轉而躲進了夢裡。

我經常夢見一些模糊但持續重復的場景。有時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煙火般的火光與飛濺的鋼鐵在夢裡重現；有時是我站在一座公園裡，腳下是幹淨的地磚，四周安靜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識到，這裡本應該有一座紀念碑。

可是沒有。

我總是會想：為什麼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總是如此擅長蓋樓，卻不擅長蓋碑？

這個問題在夢裡問不出口，卻總在醒來時回蕩不去。

我也夢見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夢見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夢見白紙運動裡舉起雙手的年輕人，在南方周末大廈門口獻花的市民。他們臉上的表情並不悲傷，而是帶著一種奇異的安靜——像知道自己會被消音，卻仍決定開口。

這些夢境和「六四」的記憶融合在一起，無法分開。有時候我搞不清楚，自己夢見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烏魯木齊，還是僅僅只是一種想像出來的中國。

我開始明白，那些記憶之所以被壓縮，不只是因為它們被壓制，更因為它們難以承載。我們無法在廣場上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語中彼此認出；我們不能公開紀念，只能用數字、詩句、符號傳遞情感。記憶的形式，被迫變得輕巧——像氣球那樣，看似飄浮，實則為了逃離地心引力的重壓。

更深一層的壓縮，是語言本身的遺失。我們沒能親眼見過的事，該如何說出口？該用什麼字句，來形容那些我們未曾體驗卻深受其影響的傷口？而當一代人無法為自己的歷史命名，他們也就失去了為未來發言的權利。

我想，有些記憶並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壓縮成更小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一句話、一張模糊的照片、一個深夜的搜尋紀錄、或是一場反復重演的夢。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畫面，是帳篷。五月的北京，天氣還未完全熱起來，學生們扎起一頂頂帳篷，像一座流動的城市。他們席地而坐，有人寫標語，有人舉著喇叭念聲明，有人躺在地上看書。他們喊口號：反對腐敗、新聞自由、民主改革。他們說他們不是造反，而是愛國。畫面閃過，一個男生在廣場中央洗臉。他動作熟練，眼神清亮。他的旁邊放著一張卡板，上面寫著：「我愛這個國家，所以不願沉默。」

遠處是人民大會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廣場空曠又寬闊，像是特別為等待設計的舞台。

接著是絕食。學生們開始不吃東西。他們躺在地上，面色蒼白，身上掛著牌子寫著：「用生命喚醒良知」。有醫學生自備吊瓶，有志願者遞水遞鹽。他們說：「我們身體虛弱，但心很堅強。」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廣場周邊擠滿了市民，公交車司機也來了，老師、工人、小販、甚至孩子。有人遞面包，有人舉牌子，有人什麼都不說，只是站著。

然後是一陣風。有人說，那天北京風很大。也有人說，那風不來自天氣，而是來自某種氣氛的轉變。人們開始覺得不安——電視上播出部隊「維穩」的畫面，有人低聲議論，有人想離開，但又舍不得離開。

然後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軍隊開始向城區推進。車隊從西郊進城，手裡拿著實彈，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傳出槍聲的地點。子彈不是朝天打的，是對著人群。一位市民用身體擋住一個學生，倒下。他的朋友說，他是自願的。鏡頭晃動，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別開槍！」有人舉起手臂示意無武裝。子彈沒有停。有人躲進路邊的花壇，有人倒在腳踏車邊，有人跑進胡同就再沒出來。

到了凌晨，坦克開進廣場。有學生還在堅守，也有人准備離開。傳言四起，有人說「部隊會講道理」，也有人說「要流血了」。四點多，一隊學生與最後留下的教師代表談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國際歌》，歌聲很輕，但整齊。

到了清晨，廣場空了。天亮後，一切恢復秩序，地面被沖洗過，帳篷被拆除，旗幟被燒掉，口號被擦去。只留下兩張照片，一個穿白襯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面前，還有另一張，是一位母親在醫院走廊裡守著她兒子的遺體，眼神空洞。

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數。有人說幾百，有人說幾千。政府說「沒有人被殺」。真相也像廣場一樣，被清掃得一幹二淨。但人們記住了。用低聲交談、用藏起來的日記、用多年後還願意站出來的母親，記住了。即使無法說出口，那些記憶也沒被刪除，而是被轉存到一種更深層的位置——與夢並存，與身體並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時我想，那不是因為我看過紀錄片，也不是因為我讀過太多文章，而是因為，我的身體裡有某種東西與那些人連接著——他們用力奔跑的方式，他們倒下時的姿態，他們眼裡還沒來得及說完的話。

這種連結無需經歷，卻從未被剪斷。我總是在想，無論我現在將來身在何方，憑借共同的記憶，我會認出所有和我一樣的人，我會認出我們。

被消滅的記憶

記憶原本應該是自由的。但在極權體制下，它變成了一種需要被「規劃」的東西。

在我們的語境中，記憶並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動，而是經過設計與審查。哪些可以記得、哪些必須遺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慶祝，都被安排好了。記憶不再是一種個人選擇，而是一種政治結果。

這種「記憶管理」，並不總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細膩，很安靜。

舉例來說：你可以記得抗戰，但不能記得1976年清明節的悼念。你可以記得汶川地震中的志願精神，但不能記得艾未未拍的紀錄片。你甚至可以記得廣場，但不能記得它曾經被占領、曾經流血。記憶被一層一層包裹起來，像是被政府標簽與歸檔的文件夾。

而香港，曾經是一個例外。那裡曾是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維園草地上會點起數萬支燭光。廣播裡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聲合唱，那些歌詞不像口號，更像祈禱。有人舉著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橫幅，有人牽著小孩，有人只是靜靜站著。從未去過廣場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種集體的方式，記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六四可以公開悼念」，就是透過香港。

那是十幾年前。我就坐在維園的草地上，那裡人山人海，一個年輕女孩在台上念著遇難者的名單，聲音發顫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閉著眼。鏡頭帶過燭光時，我突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對歷史的失落，而是對一種可能性的失落。

那個可能性是：我們原本是可以一起記得的。

但這樣的夜晚已經沒有了。自2020年後，維園再也沒有點燭光。支聯會被取締，悼念館被查封，主辦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國安法》。悼念變成了一種犯罪，記得變成了一種風險。甚至有一年，維園被安排用來辦親子嘉年華——氣球、棉花糖、遮蔽現場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娛樂抹去記憶，用孩子的笑聲取代母親的名字。

那片草地還在，但它已經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種更普遍的策略——將公共記憶私有化，將歷史轉化為節目表，將記憶的場域變成可售的地產，或者「國安風險」。

最終，極權對記憶的管理，不只是刪除一個年份、一個詞條、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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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刪除的是人與人之間可以共享情感與記憶的空間。

它讓你覺得，自己記得，是一種孤獨；而忘記，才是群體的安全選擇。

我總會想到那一夜的維園。風穿過樹葉，燭光不動，數萬人一起唱歌，那種寂靜中的溫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堅定。那是我們僅存的集體記憶場所之一。

現在它不在了。但我還記得它存在過。

我總是想談論記憶作為抵抗的可能

在極權社會裡，遺忘是政策，而記得則成為一種風險。

你不能隨意提起一個時間點——「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個地點——「北京四通橋」；也不能完整說出一個人的名字——那位高舉布條、被迅速帶走的男子。他們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從記憶的語言系統中刪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一個午後，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網路上短暫出現，又很快消失——站上橋頂，掛出布條，上面寫著：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還在橋上點燃煙霧，播放錄音。城市一時寂靜，人們停下腳步，抬頭看。一切發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幾小時內被徹底清除：橋名被網管封鎖、網路搜索失效、官方無聲。地圖上的「四通橋」成為一個不再存在的地理點。

但那天，人們記住了。我們記得的是畫面中那條燃燒著的橋，是那串布條上的字，是他的聲音，在北京街頭——一個極少能容納個體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說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憤怒與渴望。

那場行動，幾天後在全國各地引發共鳴。在不被預告的季節裡。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紙站在人行道旁；大學校園裡出現默站的學生群體；地鐵車廂裡有人朗讀憲法。這一切沒有指揮、沒有中心，沒有旗幟，只有沉默而堅定的手勢——有人舉起白紙，有人放下詩句，有人只是站著。

這場運動沒有領袖，因為領袖總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動與記憶，在人與人之間流動。

白紙，是一種什麼都不說卻什麼都已經說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們失去語言的權利，也同時是對壓制語言的回應。

我們還記得那位在成都街頭高舉白紙的女孩，她的手在顫抖，但她的眼神沒有。記得在廣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圍觀群眾高喊：「釋放她！」記得在清華，學生手寫海報，寫上「民主」、「法治」，寫上「不要讓恐懼成為常態」。

這些畫面沒有被新聞報導，甚至在幾分鍾內就會從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們在我們心裡留下了印記，像燒焦紙張的痕跡，摸上去會痛，但不會完全抹去。

有人說這些只是年輕人的情緒，但我更願意相信：那是一種不被命名的記憶正在蘇醒。

這些零星的行動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連結成線，不是因為誰下達了指令，而是因為我們都記得某些事情，盡管我們不能公開說出口。是天安門廣場、是記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詩人和律師、是四通橋上的布條、是一篇被改過的社論。是所有被壓縮、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關停的東西——它們沒有死，只是潛伏著，等待某個瞬間再次閃現。

記憶如何抵抗？

抵抗有時不需要對抗。

它是一次不說話的佇立，是一張白紙的遞交，是一次沒有發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讀過又刪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戰，而是拒絕遺忘的姿勢。每一次你選擇記得，每一次你拒絕將謊言視為現實，都是一種抵抗。

我總會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維園的晚會上，成千上萬支燭光下一起唱起來的旋律。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這句歌詞多年來在香港流傳，也悄悄地在我們這些不曾去過維園、甚至不敢唱出聲的人心中種下了某種東西——也許是信念，也許是某種還不成熟但頑固的願望。

他們可以抹去一個日期，一個地址，一個名字；

但他們無法抹去活在人心裡的東西。

只要我們還活著，就是一種抵抗。

結語：我們為什麼要對抗遺忘

有時我會問自己，如果記得那麼痛，那為什麼不幹脆忘了呢？

忘記的確比較容易——少一些夢裡的煙火與槍聲，少一些在公共場所下意識的沉默，少一些想說卻不知從哪說起的壓抑。忘記可以讓我們走得更快、更輕盈，在這個催促人不斷「前進」的世界裡顯得合時宜。

但我始終做不到。我無法看著那段歷史從地圖與語言裡被抹去而不說話。甚至無法在聽見有人說「那都過去那麼久了」時，不感到一陣冷意。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那些記憶並不只屬於過去。它們活在我們的日常裡：一場夢、一段旋律、一句不能發出的話。它們像礦物一樣沉澱在血液裡，在某些安靜的夜裡，閃閃發亮。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歷史從來不是「一頁翻過」，而是一條延續。

六四不是一個孤立的點，而是一道長長的陰影，從1989年伸向我們現在的日常：審查、封控、抓捕、流放，還有那些我們尚未能命名的創傷。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我們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語；不想再看見新的布條在橋上飄揚後消失得像從未存在；不想未來的孩子也像我們一樣，只能在夢裡拼湊這片土地的真實樣貌。

記憶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尊嚴。它讓我們知道：

有些事發生過，即使沒有紀念碑；有些人曾站出來，即使名字從未被念出；有些夢仍在，即使風雨不斷。

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記憶還肩負著另一個任務：對抗分裂。我們正處在一種難以言說的疲憊與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離：有人逃離祖國，有人逃離現實，有人逃離彼此。我們不再輕易相信別人說的話，甚至不再輕易相信那些與自己立場相近的人。我們懷疑對方的動機、害怕被出賣、害怕被消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備架在對話之前，把刺長在語言之中，於是連想靠近都變得困難。

但這種互不信任的狀態，不是我們的錯。它是極權長年制造的結果——當一個政權把言語變成武器，把真誠變成風險，把團結變成犯罪，人們便學會了自保，也習慣了孤立。

我們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為冷漠，而是因為我們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傷害的事。然而，在這樣的時代裡，紀念六四仍然讓我們短暫地、真實地相遇。

它不是一場政治表態的演出，也不是情緒出口的儀式，而是一種集體的凝視——對著過去，也對著彼此。我們記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運動」，而是一群曾經相信、曾經站出來、曾經喊出「人民」與「自由」的人。他們可能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未曾謀面的親人、或是那位從四通橋上高舉布條、後來再無消息的男子。

我們所記得的，不只是死亡，也是一種可能性——人們可以彼此聯結，超越懼怕，並肩站在一起。這種記憶，有時候會很痛，但它從不孤獨。因為它把我們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帶在了一起。它提醒我們，在分裂與誤解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共通點：我們都曾經失去過，但我們都還沒有放棄。

當我們在紀念六四時，其實是在說：我們不是彼此的敵人。

我們有敵人——一個讓人們噤聲、制造恐懼、鼓勵背叛的體制；

一個讓真相變成謠言、讓正義變成「尋釁滋事」的制度。

但我們的敵人從來不是身邊這些與我們一樣，也在學著如何活著、如何記得的人。

我們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為彼此留下一點空間——說話的空間，互相信任的空間，重新靠近的空間。

可是，如果我們還能聚在一起，為一個不能說的事件默哀，為一個不再出現在書裡的日期點起燭光，那麼這個時代，也許還沒有完全輸掉。

因為只要我們還記得，我們就還在對抗那個企圖讓我們彼此隔絕、彼此懷疑的世界。因為只要我們還能彼此認出，我們就還能彼此照亮。

因為——

「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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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 人參與評論 (其它新聞評論)

評論1	游客 [辛.香.氏.說]	2025-06-05 00:17
In Western world,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things we cannot talk in the public under cancelling culture. There is no absolute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real world.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get hurts from your words. The simplest example is not to say anything good for China in the public. Is that the reality that there is nothing good in China? I do not think so. People in this society just cannot be allowed to say anything good for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systems. This is just... [更多...] 贊 1 踩 1 回復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