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去世八周年:重溫他留給中國人的精神遺產

2025-07-12 | 來源: 民間檔案館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八周年的紀念日。本文是2018年張彥在柏林錫安教堂紀念劉曉波逝世一周年時所發表的演講，作者近期又進行了補充。時至今日，劉曉波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與象征意義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愈加凸顯。這不僅是因為他留在中國並堅持抗爭的勇氣，更因為他對自我的深刻反省——一個曾頗為輕狂自負的知識分子，最終成長為一個思想者，並起而行之，示范給生活在專制體制下的人們，該如何誠實而有尊嚴地度過一生。

作者：張彥

1898年，一些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與光緒皇帝結盟，這位年輕的統治者試圖“變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改革觸及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教育等各個層面。但朝廷頑固的保守勢力迅速反擊，變法失敗，光緒被廢黜，他的幕僚紛紛亡命天涯。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一個人就是譚嗣同——一位祖籍湖南瀏陽的年輕士子。譚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著死亡，但他認為，真正的“變法”沒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有之，請從嗣同始！”

譚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優秀的學問家之一。他曾著《仁學》，批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思想，論證改變社會的政治理想。他創辦過學校、報紙，和當時有維新思想的官員和讀書人廣泛結交。在危險逼近的時刻，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條件保住自己，以圖將來，繼續投身變革的事業。但他終究決定留下來：挺身面對死亡，以自己的犧牲來喚醒當時沉睡中的民眾。

在北京菜市口刑場被斬首前，譚嗣同輕聲說出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在建立一個現代化多元國家所作的努力中，廣為人知的名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從劉曉波2017年因癌症在囚禁中去世，我經常想起譚嗣同的命運。癌症和劊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跨越120年，他們兩人的死，仍有相通之處。和譚嗣同投身“變法”一樣，劉曉波也為一項最終似乎以無望收場的事業付出了沉重代價——這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運動。時間流逝，歷史證明了譚嗣同無罪；而我不禁想，歷史能不能也給劉曉波這樣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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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運動爆發時，劉曉波人在國外，但選擇了回到中國，後來他成為著名的“天安門四君子”之一。而當“六四”血腥鎮壓開始，他鋃鐺入獄之後，雖然還有機會離開中國，但他依然再次選擇留下。後來，是更嚴厲的監禁，他依然決定留下，繼續抗爭。和1989年的天安門不一樣，他所冒的風險，不再是軍隊的立刻到來，而是今天所有挑戰國家權力的人可能面臨的牢獄之災。

於劉曉波而言，這不是一個求死的決定，而是一種對命運毫不回避、甘願領受的承擔。

諷刺的是，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思想變得更為溫和、內省，他所遭受的打壓卻變本加厲。在2024年出版的劉曉波傳記《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和遺產》一書中，作者林培瑞與吳大志指出，劉曉波曾是一個充滿激情、語言尖銳、喜歡折騰出“大動靜”的浪漫主義者。早年的他，也時常疏遠朋友，沉溺於一些戲劇性的表達。年輕時的他，在某種意義上也像譚嗣同，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聲音震醒國民。

1990年代，在反復失去自由的生活中，他一直沒有停止嚴厲的自我反省。而這種省思促成了他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在一篇文章中，他曾坦承：

“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喂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