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為救朋友遇害,嫌疑人被鑒定有精神障礙...

2025-07-20 | 來源: 九派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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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傷者已出院回家養傷，“現在借錢都借不到”

安某告訴九派新聞，他在遭到田某重傷後失血性休克，“內臓都掉出來了，失血3/4，在手術室待了十多個小時”。出院後他回了老家養傷，沒有辦法出去工作。“我能活下來只能算命大，我因為在醫院住不起才回家的。”治療住院已經花費了安某15萬元，而他本身就在欠債，現在借錢都借不到了。

重傷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安某稱自己面部神經斷裂，腹部留有長長的刀口。“我嘴也斜了，臉一大一小，說話有些字就發不出來，我已經毀容了，這輩子也就完了。”

嫌疑人田某家屬一直沒有提出過補償。“現在一死一重傷，你和我說凶手抑郁症復發，誰能接受得了，我接受不了，我也是受害者。”提起身亡的朋友張少春時，安某說，“張少春和我關系特別好，我肯定希望我和他都能得到公正地對待，這個事情有一個公正的結果。”

得知丈夫是為了救安某身亡，肖女士本想通過安某證詞證明丈夫見義勇為，好給丈夫的死一個慰藉。但安某表示自己“失憶了”。

肖女士稱，從出事到現在，安某沒有來探望過，都是他們去探望他。“第一次去看他，他還在住院，我們心好，怕刺激他，都沒跟他說我丈夫當場去世的事。第二次去看他，就是想讓他說出事情經過，他說他不記得了。第三次去看他，進門他就說，我這輩子也記不起來了。”

肖女士說，不怨恨是假，案發後，她主動聯系了安某好幾次，“都是一樣的結果，就是一句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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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律師：判斷刑事責任能力的標准主要從醫學和心理學兩方面考量

7月17日，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林斐然告訴九派新聞，“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主要指因年齡、精神狀況、生理功能缺陷等原因，行為人實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為時，雖然具有責任能力，但其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較完全責任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減弱或降低的情況。

林斐然繼而談到，判斷刑事責任能力的標准主要從醫學和心理學兩方面考量。醫學標准方面，行為人須是基於精神病理的作用而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精神病人，比如精神分裂、癲癇、癡呆症等，心理學標准方面，要看由於精神病理的作用，行為人是否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的行為。一般情況下，需要同時符合這兩個標准，才能認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

為什麼抑郁症也可以被鑒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林斐然說，“大家爭議抑郁症也能被認定為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主要是因為對抑郁症的認知存在差異，抑郁症重症患者情況可能也很嚴重，但一般情況下不會達到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程度。從法律角度看，抑郁症確實可能影響患者的認知和控制能力，若經專業鑒定，患者在案發時處於抑郁症未完全緩解期，導致其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有所減弱，是可能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

據“中華精神科雜志”公眾號，在抑郁症凶殺行為的司法鑒定中，如何判定其辨認和控制能力的受損程度，常成為司法精神病鑒定的難點。從事精神醫學和司法鑒定工作40余年的汪志良，曾研究過抑郁症凶殺行為，他對56例精神障礙者凶殺後自殺行為進行研究，結果抑郁症占1/4，僅次於精神分裂症。國外研究顯示，凶殺與抑郁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抑郁症與暴力犯罪（包括殺人或殺人未遂）增加3倍有關，包括年輕的母親殺害自己孩子。

在本案件中，嫌疑人田某因被關門聲吵醒而提刀上門，該情節的惡劣程度是否會因復發性抑郁症而在法律上減輕，林斐然認為，“我傾向於這是入罪的理由，而抑郁症是出罪的依據。相當於天平兩端不同的砝碼，不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