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喜律師:"我愛你們,但我不能放棄理想和信念"

2025-07-20 | 來源: NGOCN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國時間恰逢復活節，羅勝春買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國家中，以此表達過去十年中，每年十二個月她對愛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歸來。???????

2022年7月28日，羅勝春在美國家中抱著丁家喜照片的合影

12年重刑，這是一場拖延已久的判決，被告人已被關押三年零四個月。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獲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國律師。與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許志永，中國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組織者，他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這個刑期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期，引起了巨大轟動。CNN、紐約時報等各大國際媒體紛紛報道，國際社會也表示了強烈的譴責。

作為中國新公民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許志永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追隨該運動“自由、公義、愛”的精神，他參與推動教育平權，組織公民聚餐，呼吁官員財產公示等行為。也正因為參加這些活動，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從家中被警方帶走，並於次年4月8日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3年6個月。而同樣被捕的許志永，也被以同樣罪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

出獄後，丁家喜與許志永沒有停止行動，仍然奔走中國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為在廈門的一場朋友聚會而再度入獄。

與大學就學法律、早早參與社會運動的許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領域甚晚。2003年，當身為法律學者的許志永因“孫志剛案”發起三博士上書，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並進入公共視野時，丁家喜才剛創立他的律師事務所。而在此後許志永創立公盟、探訪“黑監獄”、調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權、推動北京律協民主選舉的幾年裡，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業律師，過著眾人眼中“上流社會”的生活：打高爾夫、住五星級賓館、吃鮑參燕翅。

雖然人生經歷不同，但最終，因共同的信仰與追求，他們殊途同歸。是什麼原因促使丁家喜放棄原有的生活，投身社會運動？又是什麼讓他在飽受牢獄之災後仍不放棄，成為中國近十年來社會運動的標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來的歷程，會發現，一切皆有來路。

1 “我發現只有律師職業可以改變社會”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學院，學習航空發動機設計。當時“文革”結束剛十年，中國社會環境相對開放，各種思潮朝氣蓬勃。上了大學後，丁家喜閱讀了大量關於“文革”的書籍和文章。這些資料對於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縣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鮮，也讓他開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學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游行和靜坐。在2017年接受《改變中國》主編曹雅學采訪時，他曾表示，“我對當時（學潮）的主張從內心深處是非常認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與許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動家不同，丁家喜此後並未繼續投身社會運動。本科畢業後，他到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代號六〇六所）工作了兩年，接著又回北航繼續讀研究生。也是在讀研究生時，他結識了妻子羅勝春。

據羅勝春介紹，她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北航的熱學實驗室。“當時他穿著沈陽606所的工作服走進來，滿面笑容，對我叫了聲’師姐’。那一刻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讓房間充滿了陽光。”自那以後，兩人一見鍾情，不久後便開始戀愛。互為初戀的她們，總是形影不離。戀愛後的那個春季學期，丁家喜常騎自行車載著羅勝春穿行校園。羅勝春熬夜寫論文時，他也會陪伴左右。

在羅勝春眼裡，那時的丁家喜是一個喜歡閱讀的文藝青年。 “他喜歡讀書，大學時讀了很多文學書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作品他都讀過，目標是讀遍諾貝爾文學獎的所有作品。還沒完沒了地和我講。好像他什麼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醫生》的小說，也去看改編的電影。記憶中，他還會聊文革帶給人的扭曲，談及產權私有制的必要性。這對中學時就開始迷戀羅素的自由思想、熟讀梁曉聲傷痕文學的羅勝春來說，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鳴。在她記憶中，他和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有一段時間還迷戀上了寫詩，在一個本子上寫滿了給她的情詩。

“當時他把所有錢都花在了買書上，只有兩套工作服。但他還是覺得自己特別富有，有時他也會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羅勝春都記得這些往事。

在羅勝春看來，除了喜歡閱讀，丁家喜還是一個關懷他人、陽光樂觀的人，他總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為婚姻不幸而自殺，這讓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責沒有好好關心妹妹。在羅勝春看來，他是那種把身邊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後，他也總借錢給朋友，哪怕常常有借無還。

也許正是丁家喜的這份熱心讓他選擇轉行做了律師。研究生時，他就因厭倦專業課程產生了轉型的想法，並在業余時間考取律師資格。1995年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隨後辭職，轉行做了律師。據羅勝春回憶，她一開始不理解為何喜歡文學的丁家喜會選擇做律師，但他告訴她，“我經過了兩年思考，發現只有律師這個職業可以替人說話，為受不公正對待的人說話。這是個可以改變社會的職業。”

對此，丁家喜的朋友呂先生也補充，丁家喜多年後向他透露，自己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覺得當年要在技術上取得突破沒有未來。因為體制內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

2 商業律師再次轉型：投入新公民運動

與許多熱心公義的人權律師不同，轉行做律師後，丁家喜接觸的大多數是商業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采訪時，丁家喜曾說，他在做律師助理時接觸過一些刑事案件，但當時因為法庭不采納辯護方提供的證據，感到傷心與失望，逐漸遠離刑辯領域，轉而專注他更擅長的技術領域——知識產權。

代理商業案子讓丁家喜得以接觸社會各界人士。羅勝春回憶，當時丁家喜經常去打高爾夫，去茶館，和不同人聊天。“大學教授、企業家、政府官員，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話說，廣泛社交讓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觸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當時幫很多企業家應對過政府不合理的規定，幫他們討回過錢。”羅勝春說。

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會不公背後的共性，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去解決問題。為了將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直接反映給相關部門，2002年，他加入了中國的民主黨派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在民盟期間，他曾寫過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的三個月前，要求加強奶粉質量監管；要求精簡二手車的過戶手續；要求設立網站公開全國的執行案件。然而，如羅勝春所說，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議多年後才正式被納入政策執行。

屢屢沒有回音的提案讓他對加入民主黨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尋社會改革的出路。

真正讓他決心投身社會運動的是他於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訪學。據羅勝春描述，當時他在做緬甸、伊朗等國家民主進程的比較研究，幾乎每天都在看文獻、上網查資料、思考研究問題。陪他一同訪學的女兒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見老爸背著手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另一方面，當時正值國內“茉莉花運動”爆發之際，外面的資訊讓他第一次看到原來國內還有這麼多抗爭的人。這七個月的查閱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長久以來困擾丁家喜的問題，也仿佛點燃了他對社會運動的熱情。

“這些研究令他意識到文明（民主）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在那之後）他想要直接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說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說話。”羅勝春如此解釋那次訪學對他的影響。

2011年10月1日回國後，丁家喜開始了他的社會運動之路。經朋友搭線，他在當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與許志永見面，並於10月下旬參與了許志永與滕彪等人組織的憲法研討會。自那以後，他開始加入這個圈子，幫忙組織憲法研討會和公民聚餐，再到後來，他和許志永、趙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級以上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從聯絡各地公民、訂場地、到整理通訊錄、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後來要求官員財產公示時，組織倡議書的簽名、發放傳單、張打橫幅，丁家喜幾乎事事親力親為。多年的律師事務所管理經驗，加上他的組織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聯絡組織的核心。

許志永與丁家喜的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新公民運動”的另一位核心參與者李先生回憶，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認識的。當時，丁家喜通過微博私信他，邀請他參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見面中，丁家喜給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會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著電腦，記錄到會人員的聯系方式，還教大家羅伯特議事規則。非常有親和力，什麼都懂，又是律師，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說。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請與介紹下，李先生開始協助聯絡公民聚會，結識許志永等人，後來一起組織和參與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

除了組織公民聚會，丁家喜也開始關注弱勢群體。他為北京拆遷戶齊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後發表文章為她聲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訪者，為他們提供經濟資助；與律師伙伴一同去青海，為被拘留的異議人士與警方交涉。據羅勝春回憶，丁家喜律師事務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後告訴她，丁家喜回國後開始將事務所的所有事務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專注維權相關的案子。同事說，“他辦公室抽屜裡全是訪民的訴狀。”

面對數量龐大的訪民，丁家喜曾向羅勝春表示，“想要讓那麼多訪民每個人都能有聲音，不能讓訪民上訪，而是要讓當地有人幫他們說話，解決問題。這些最終都歸結到：老百姓要權利，要選票。”

盡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與她說起他在新公民運動中具體做的事，但她也能明顯感受到他的變化。她記得，有一次，丁家喜一邊上網，一邊大罵：“一定要拆了這個防火牆！”。就連大女兒豆豆也把回國後的爸爸形容作“老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還在家中身著黑衫，絕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難者。之後每年六四他都會絕食，甚至包括後來在看守所、監獄。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動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羅勝春至今對丁家喜第一次被國保帶走約談的場景記憶猶新：“當時他被帶走談了十幾個小時，我渾身發抖，一直在給他發短信。他短信回復我別擔心。”在那次之後，國保開始頻繁約談丁家喜，甚至連家裡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響。

當局的舉措讓羅勝春開始擔心丈夫的安危，也擔心家庭會受到波及。她表示，當時家人都勸他減少活動。面對家人的勸說，丁家喜一方面堅持，“怎麼不去勸壞人別做壞事，而是勸好人別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了風險，敦促羅勝春帶孩子辦簽證去美國。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辭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請簽證的第二天，他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會”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開庭，他在海澱法庭上陳述時，對自己推動改革的夢想如此總結：“我要做一個有態度、有聲音的中國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2016年刑滿出獄後，丁家喜對社會運動的熱誠不減。

同樣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憶，丁家喜在2016年出獄不久來找過他，說想去美國探訪太太及兩個女兒。當時正是“709”大抓捕不久，當局對民間力量的打壓比新公民運動前更為嚴厲。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勸丁家喜，去美國後就不要回來。丁家喜卻表示不甘心，希望回來繼續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落實公民權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來，執著的丁家喜難免顯得過於理想主義，他也直覺感到他這次探親後還會回國。

這次赴美探親並不容易。丁家喜出獄後仍處於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不知能否順利出境。羅勝春回憶：“他以為當局不會放他出來，當時根本沒有心理准備，來的時候，他只拿了個特別小的包，裝了幾件換洗的衣服。”

孩子沒了,醫院賠了88.8萬元,律師拿走55萬...

宗慶後未在香港設立家族信托?律師分析三種可能

當律師變成帶貨主播:一場討債生意的流量絞殺

來到美國後，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與阿爾弗雷德》一文中，羅勝春曾如此回憶她們十年來僅有的兩個月團聚：

“他在阿爾弗雷德這兩個月，我大部分時間在上班，很忙。孩子們也都在上學。他每天做飯、洗衣服、看書，跟朋友聊天、聽各種各樣的新聞頻道。他跟我一塊去散步，去會朋友，去教堂。他很願意認識我所認識的所有人。他還跟我一塊去跳民間舞，看藝術展，聽音樂會，甚至早起和我去練瑜伽。”

“他做飯、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連女兒都說’爸爸來之前，我們家的小屋子從來都沒有煥發過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後，羅勝春向NGOCN回顧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對他的欣賞。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親時拍的全家福。圖片來自網絡

在一家人難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讓他們發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國這件事。羅勝春在文中寫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國投身社會運動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讓她買了來回票。“他告訴我，只計劃在阿爾弗雷德呆兩個月。我非常傷心。我說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太過分了。”那段時間，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飯後談起他該留下還是回去，甚至在美國的所有朋友也勸他不要回去。盡管羅勝春反復和他說起各種風險，也揶揄中國不是沒了他就不能改變，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靜，堅持要回國。

羅勝春記得，丁家喜曾對她說：“我們要有最壞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極權專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沒有能力建設，見證變革也是一大幸事。”為此，羅勝春感到無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國政府不讓他回國”。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說：“我本來就沒打算說服他留下來，甚至只是想讓他待六個月。（就算這樣）他都覺得會耽誤他回中國做事。”

丁家喜的堅決也在他的行動中有所體現。為了便於回國後繼續參與運動，他在國外選擇保持低調，沒有參加公開活動，僅僅是私下見了幾個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國前幾天，曹雅學邀請他采訪時，他最初也不太願意，擔心會引起注意，妨礙他的工作。

羅勝春曾在文中寫到，住了一個多月後，丁家喜開始有一種急著回中國的焦躁。她形容，“他對中國老百姓的苦難了解得太多。他覺得本來中國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現在卻一個人在這裡享受，有負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國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時間，但兩個月之後，他可能就會想著訪民。那是他骨子裡質樸的東西。”

由於不忍看著丁家喜煎熬，羅勝春最終選擇了妥協。身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許這就是神賦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國的那天，羅勝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飛機。背著小背包，轉身飛吻，燦爛微笑——這就是丈夫留給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後，”心裡像刀割一樣難受，甚至都不知道怎麼把車開回來的”。

如今，她還清楚記得，回國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發上抱著她和小女兒的樣子。他說：“我很愛你們。但我只能以常人無法理解的方式愛。我也很想兩全。但在常人無法理解的時候，我希望你們能支持一下。我不願放棄理念和理想。”

沒人想到，這次見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後一次家人團聚。

羅勝春與丁家喜的信件往來。圖源：羅勝春推特

3 曾經給妻子的“十年之諾”

2018年5月，丁家喜帶著給孩子們的禮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計劃留美六個月，好好陪伴家人。但這次，他卻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對兩個人的打擊極大。羅勝春形容，“那一個星期我都很難受，基本上覺得以後團聚無望。之前他保證每年都會來看我們，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現在，婚姻、家庭都破滅了。內心只有絕望。”甚至，她一度閃過和丁家喜分手的念頭，認為那樣彼此就都不會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這次出境受限而備受打擊。回到家中後，他將原本要帶給家人的照片一張一張拍下，傳到USB裡。這個USB後來被朋友帶到美國交給了羅勝春，一直保存在美國的家中。

羅勝春記得，絕望中的她對丁家喜說：“家喜，你總要給我一點活下去的希望吧？”對此，丁家喜懇請妻子給他十年時間。他承諾，從他第一次出獄後算起，如果十年內他沒有看到中國發生改變，就會安心將事業交給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來美國和家人團聚。

這個十年承諾也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呂先生回憶，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場飯局上和丁家喜相識。之後，他曾和丁家喜有過一次徹夜長談。在那次深聊裡，丁家喜笑著說起曾經的牢獄歲月，也說到自己與愛人的“十年之約”。他對此既深感震驚，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對很多從事社會運動的中國人來說，由於受過政治迫害，如果有機會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們大多都會選擇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對的風險。他選擇回國其實就是選擇了為信仰受難。盡管他是輕描淡寫，但在我看來這是很悲壯的。”盡管丁家喜並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獻身精神卻讓呂先生將他視作“基督的門徒”。

背負著這樣的承諾，丁家喜四處奔走，組織公民聚會，與大家討論對社會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積累的人脈和資源，調解公民圈內的隔閡矛盾，聲援維權人士，資助良心犯及其家屬。他夢想著能用十年的時間聯結各領域的活動人士，建立公民社會，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

不光是聯絡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幫助著年輕的同道。據呂先生回憶，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帶了一名剛出獄不久、對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來找他，希望有過相似經歷的他能予以幫助和開導。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會運動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問題的根本——專制和極權。她表示，丁家喜的這一變化軌跡也是近十年社會運動演變的縮影。丁家喜參與公民運動的起點正值胡溫當政的末年。當時，社會運動的空間還相對寬松，大多數維權運動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員財產公示、教育平權等新公民運動的主要活動。然而，2012年，習近平當政後，中國更極權化，維權運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系統性打壓：NGO、維權律師、宗教團體及異議人士幾乎被掃蕩絞殺。這讓很多人更加意識到，無論是女權運動、勞工運動還是環保運動，要想走得長遠，最後都殊途同歸：反極權。在她看來，這也是他要聯結同溫層裡不同光譜、不同領域的行動者的原因。

能做到這點並不容易。常年從事社會運動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與丁家喜的相處中，他發現丁家喜擁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際交往和組織能力。加上謙卑、親和的品質，丁家喜得以將公民圈內不同光譜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堅持自己的觀點，希望得到認可，所以能讓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處，十分難得。”

然而，也許正如林先生所說，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當局視為威脅。回國後，國保一直對丁家喜保持嚴密監控。據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憶，丁家喜位於北京的房子樓下長期停有國保的車。為了便於工作，他不得不四處借住朋友家。她回憶，2017年至2018年期間，丁家喜曾幾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後一次借住期間，有一天有幾名身著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進門查看。出於對丁家喜的擔憂，她讓他趕緊換地方。不幸的是，這次見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許志永及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到廈門聚會。聚會上，他們聚餐、唱歌、打台球，討論公民社會培育和時政事件。一場看似普通的聚會，卻在同年12月26日，讓參會的丁家喜、戴震亞、李英俊、張忠順分別從四地被捕。隨後，參會的近二十人相繼被約談、傳喚、逮捕、刑事拘留。甚至連沒有參會的李翹楚也僅因聲援男友許志永而遭到了逮捕。這一系列的抓捕被稱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來，中共當局對活動人士最大規模的打壓。

這次丁家喜受到了嚴酷的報復。據丁家喜通過律師透露出來的消息，在長達六個月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連續7天的24小時剝奪睡眠、疲勞審訊，以及半個月內每天半個饅頭、600毫升飲水，還有長達6個月見不到陽光，有8天被綁在“老虎凳”上。

據已曝光出來的信息，這些酷刑曾讓丁家喜腳踝腫得像饅頭，還令他身體極度虛弱，兩度昏闕。除了酷刑，他被限制與律師會見、僅能通過律師與家人傳信。經歷了秘密庭審、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來蒼老了很多。身體出現種種問題。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個月裡，他的經歷讓羅勝春時時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羅勝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後更加積極聲援。她在社交媒體發聲，給丁家喜寫信。她向各國政府游說，去聯合國發言，接受各方媒體采訪，要求跟蹤報道，呼吁國際社會予以關注和支持。對中國當局，她寫了大量投訴信給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投訴丁家喜被捕後長期被剝奪律師會見與通信權。另一方面，她動員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屬，共同聲援被捕者，在患難中相守。

第二次被捕後，羅勝春寄給中國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投訴信。圖片來自網絡

審判的前一天，美國時間恰逢復活節，羅勝春買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國家中，以此表達過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對愛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歸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開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陳述：

“面對很多質疑，遇到很多困難，遭受很多挫折，以及個人被酷刑折磨，都不會改變我堅守的理念。所有關心民族前途的中國人，都需要擔起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根除專制，建設美好中國。這需要我們克服心中的恐懼，大聲地發出正義的呐喊，堅決地反對獨裁者，堅決地反對特權利益集團，拒絕他們的專制統治。只要我們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會照亮神州大地！”

後記

判決下達的當天，羅勝春就一直在索要判決書。然而迫於當局的壓力，沒有人敢提供判決書給她。她對當局連判決書都不敢公開的行為感到無比氣憤。宣判後的一個星期裡，她接受了各大國際媒體的采訪。後續，她計劃繼續向各國政府呼吁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並發布家屬聲明，要求律師會見和家屬探望，追蹤丁家喜和許志永入獄後的所有情況。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會運動，希望與更多的人一起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她形容，與丁家喜此前被捕時相比，自己現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

審判前一天，羅勝春新買的放在家中的12支玫瑰。圖片來自羅勝春推特

“這一個星期以來，我是重生了一次。他們選擇復活節（宣判），我買這束玫瑰，正是慶祝我自己的復活。朋友打電話過來都以為我崩潰了，但我沒有任何的憂傷、恐懼和難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許志永的名字。我要讓所有人都看看這個國家還有沒有救。我有信心，因為神和我在一起。”她說。

“我要在我先生被監禁的時候把他沒完成的事業完成，而且會比他做得更好。”這是羅勝春的決心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