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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爱因斯坦判断 这位教授说中国实验理论早2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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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北京邮电大学校园内,一场特殊的“答辩”正在进行。


不大的会议室里,“答辩方”——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纪阳正侃侃而谈,面前的“评审方”却是一众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表面上看,“答辩方”与“评审方”的学术背景完全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坐在一起,“牵线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先贤——春秋战国时期的着名思想家墨子。


借助墨子,纪阳想和“评审专家”一起探讨,爱因斯坦在70年前说的一句话“是不是错了”。



纪阳在“答辩会”上。

墨家实验理论仅是“萌芽”?

爱因斯坦的话出自他于195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爱因斯坦的信件内容。

“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爱因斯坦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系统的实验科学思想以及方法论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纪阳表示,该结论自得出以来,几乎未被有力地质疑过,即便国内许多学者也已经默认实验科学的系统理论最早出自西方。

但事实确是如此吗?


纪阳告诉记者,在我国古代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最重视工程实践。通过对墨家经典《墨经》文本的解读,人们发现了许多与光学、力学有关的实验记录,比如“小孔成像”实验。对此,李约瑟等科学史家评价颇高。但李约瑟并没有找到墨家的实验科学理论,于是便认为“不能把实验科学理论归功于中国人”。

“关于墨家实验科学理论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国学界倾向用‘萌芽’一词描述。”纪阳说,比如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黄世瑞就认为,《墨经》中有很多实验的记录和分析,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实验科学的萌芽产生于《墨经》。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墨家在教学中创造了一些实验科学方法,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却仅提到其《贵义》篇中的“以取验名”一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检查概念(即名)正确与否的办法是实践(即取),而科学实验也属于‘取’,这就为科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纪阳说。但问题在于,相较于墨家丰富的工程、科学实践以及斐然的实验成果,仅一句“以取验名”的概括是否太过单薄?

这个问题促使纪阳一头钻进了墨家经典的研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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