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美國的學校、媒體和文化機構幾乎清一色左傾?

2025-08-19 | 來源: 印象與邏輯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作者前言

半個世紀前，美國仍被視為現代民主國家中最保守的堡壘；基督教精神、家庭觀念、憲政共和是它的文化脊梁。今天，在大學課堂、新聞編輯部和影視舞台，主流話語已與西歐式進步主義高度接軌。

這種劇變，並非一屆政府的偶然風向，而是跨越百年的文化遷徙。

在此前兩篇文章中，我探討了海外學者為何在美國失去獨立視角，以及主流媒體如何從“第四權力”淪為“意識形態放大器”。本文作為第三篇，將從歷史脈絡切入，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一個以保守主義為文化底色的國家，為什麼會在半個世紀內完成思想坐標的逆轉？

當歐洲思潮越過大西洋

二戰結束，美國不僅在軍事與經濟上登頂，更在文化與學術上主動打開了大門。冷戰的對手是蘇聯，但真正的較量不僅在核潛艇與導彈上，更在思想與文化領域。為了在全球范圍內輸出“自由世界”的敘事，美國政府、基金會、大學乃至媒體，啟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知識引進與學術投資計劃。這在無形中，也為歐洲的左翼思潮跨越大西洋鋪平了道路。

1958年的《國家防御教育法》是一個重要起點。它的名義是培養外語、區域研究和國際關系人才，以應對蘇聯的全球滲透；但在實際執行中，這些資金讓美國大學擴建了大量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部門，並大規模聘請海外學者。與此同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私人機構投入巨資設立跨學科研究中心，像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事務學院、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直接成為歐洲學術思想的登陸港。

這些歐洲來客帶來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而是一整套戰後歐洲特有的批判性思潮。它們有共同的精神特征：反權威、反傳統、解構既有的價值體系。

存在主義（薩特、加繆）強調個體自由、責任與荒誕感，主張個人要在無意義的世界中自行創造意義。這對依賴宗教和憲法確立公共倫理的美國來說，是一種文化震蕩。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指控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制造虛假需求，麻痹大眾，提出通過文化批判促進社會解放。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列維-斯特勞斯、福柯、德裡達）推翻真理的絕對性，強調知識與權力的深度勾連，要求解構歷史、法律、性別角色等一切穩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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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思主義（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理論，主張統治階級通過教育、媒體塑造價值觀，從而維持統治——這直接把“文化陣地”視為權力的核心。

傳播渠道也極為高效：

學術門戶：常春藤盟校、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系統是主要落腳點，聘請歐洲學者、翻譯其著作、開設專題課程。

基金會資助：福特基金會在1950—1970年代投入數千萬美元，推動社會學、人類學、性別研究等項目常態化。

媒體與出版：《紐約書評》《大西洋月刊》《哈珀斯雜志》成為思想翻譯與傳播的窗口，把學術討論引入公共輿論。

在冷戰背景下，這些思想本意是幫助美國理解盟友、對抗蘇聯，但它們在美國土壤上生根後，卻逐漸改變了文化生態。原本以宗教倫理、憲政自由、家庭觀念為核心的美國文化，在不知不覺間多了一個思想重心 - 批判、解構與“進步” - 這為日後的文化左傾埋下了第一枚種子。

街頭抗議與課堂接管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思想輸入為美國文化左傾打下了理論與制度基礎，那麼1960年代則是文化重心快速偏移的引爆點。這十年，美國在街頭、校園和立法機構裡同時經歷了三場席卷全國的社會運動：民權、反戰、女權。它們在政治上推動改革，在文化上則完成了對主流價值體系的重塑。

民權運動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具道德感召力的力量。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後，“平權”理念不再只是道德呼吁，而是寫進法律的制度安排。哈佛法學院、耶魯大學等名校隨即調整招生政策，通過“平權行動”提高少數族裔比例。雖然這在短期內擴大了教育機會，但同時引入了更激進的平等觀：不再滿足於機會平等，而是要求結果平等，這種觀念很快在學術界和公共政策中扎根。

反越戰運動則把政治抗議直接搬進了校園。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占領事件就是典型案例：抗議者反對學校與軍方及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合作，封鎖大樓、驅趕管理層，最終在警方介入下結束。這類行動不僅在校園內部塑造了“反體制”的英雄敘事，也通過電視直播和媒體報道被放大，形成全國性的文化符號。《紐約時報》、CBS等主流媒體在報道中普遍同情抗議學生，強化了這種新型政治身份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