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白宫投资学:川普生财术与新型态美式腐败…

罗世宏?2025年09月03日

根据《纽约客》记者柯克帕特里克调查估算，自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与家族从白宫决策中获利高达34亿美元。（资料照片／美联社）

美国白宫日前公布最新财产申报，揭露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第二任期后短短七个月，已完成约690笔交易、购入至少1.037亿美元的公司与地方债，投资标的涵盖地方政府、学区、机场、公共事业，以及高通、家得宝（Home Depot）、T-Mobile 与 Meta 等公司债。申报资料显示，首笔交易发生在他宣誓就职的翌日，之后一路加码至八月初。这是前所未见的总统财富操作规模，也再次将“公私分际”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形式上，川普并未违法。美国《联邦政府伦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1978）并未强制总统将个人资产交付“盲信托”（blind trust）。然而，自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大多选择将资产交付“盲信托”管理，藉此切断自己与投资细节的联系，好让个人财富不至于因政策决策而获益。久而久之，这成为一种维系“公共信任”的政治伦理惯例。川普却完全背离这条不成文规则，他延续“商人总统”的姿态，持续深度参与金融市场，而其投资标的又与联邦政策密切缠绕——从半导体产业、科技平台治理，到地方基础建设，几乎无一不落在白宫决策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当制度本应维护的“信任屏障”被拆解，总统的每一项决策都难免被怀疑带有个人及家族亲信的“荷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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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者麦可.强斯顿（Michael Johnsto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新美式行骗术〉（The New American Hustle）指出，美国长期处于他所谓的“影响力市场”（influence markets）型腐败：政治影响力成为可合法交易的商品，透过游说、政治献金与人脉关系即可左右立法与监管。这虽不是赤裸的贿赂，但却让多数公民在政策制定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

然而，川普的治理风格早已超越这种制度内的“影响力买卖”。他直接将官方决策个人化，让总统职位沦为私人交易的舞台。根据《纽约客》记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D. Kirkpatrick）的调查估算，自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与家族从白宫决策中获利高达34亿美元，其中仅加密货币就占23.7亿美元；此外，还包括卡达政府赠送的一架市值1.5亿美元的豪华专机，以及来自中东地区房地产与授权合作的超过1亿美元收益。

强斯顿批评，这样的情况已不再是制度缝隙里的“灰色腐败”，而是“官方巨擘”（official mogul）型腐败──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完全重叠，政治领袖把公器当私产，透过“合法外衣”下的不义操作巩固财富与权势。这种强人治理虽未必依靠暴力，却能靠制度漏洞、特赦、私人交易与政策优惠一步步把民主机制空洞化。

这一转向，也能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印象指数”（CPI）变化看出端倪：美国在2014年得分为 74分、排名第 17；到2024年则跌至 65分、排名并列第 28。这不仅反映形象下滑，更折射出制度护栏正在松动。这不只是排名的下降，而是民主信任正在加速崩解的警讯。

腐败与政治报复成为美国政治的日常

美国政治腐败型态的转变，伴随而来的还有执法机关的逐步退场。日前，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等人联名致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质疑司法部公共廉政处（Public Integrity Section）被掏空，FBI专责调查贪腐的部门则遭关闭并并入其他单位，形同向有意违法者亮起“绿灯”。信函同时点名，川普总统涉足加密货币、接受外国政府豪华专机、对大金主家属进行特赦等腐败争议事件，但联邦执法机构却选择性办案，甚至是不闻不问。与此同时，白宫主导的“武器化工作小组”（Weaponization Working Group）更公开表示要点名并羞辱川普政敌，跨越了水门事件以来司法部门恪守的红线。这种“放弃廉政—司法政治化”的双重趋势，将使腐败与政治报复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