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權力大、議會碎片化,法國總理淪為"易耗品"

2025-09-20 | 來源: 上觀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法國總統馬克龍9日任命勒科爾尼為新總理，接替因未能通過國民議會信任投票而辭職的前總理貝魯。法國這兩年為何頻頻換總理？

法國前總理貝魯成為第五共和國歷史上首位因信任投票失敗而辭職的總理，不僅標志著他力推的財政緊縮方案破產，更意味著法國制度性失衡與社會撕裂的危機全面浮出水面。隨著貝魯內閣倒台，法國總統馬克龍九年任期中已接連更換七位總理，法國總理儼然成為“易耗品”和總統的“施政手套”。展望未來，法國政壇恐仍難以持久平穩。

財政緊縮方案慘敗

貝魯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強推財政緊縮方案遭遇慘敗。該緊縮計劃總額約為438億歐元，核心內容包括削減兩個公共假日、凍結部分福利支出以及增稅。這些措施本意在回應歐盟和國際市場對法國債務可持續性的質疑，試圖重建公共財政信譽，但在生活成本高企、福利成為社會粘合劑的法國，這些措施幾乎等於觸碰了社會的敏感神經。對工人階級而言，削減假期和福利意味著生活進一步惡化；對企業界而言，增稅被解讀為損害競爭力；而中間階層更擔憂改革將加劇社會不平等。結果是，議會中的左翼（新人民陣線等）指責政府“傷害工人階級”，右翼（國民聯盟等）抨擊“不利於企業競爭力”，連中間派盟友（“復興黨”聯盟等）也因擔心選民反彈而不敢力挺。財政整頓本應是對未來負責的長遠之舉，卻在現實政治中演化為孤立無援的冒險。

其次，貝魯孤注一擲的政治豪賭加速了失敗。面對一個高度極化和碎片化的議會，他沒有選擇常規的預算案審議程序，聚同化異、爭取支持，而是運用憲法第49.3條款，主動將財政方案與政府信任投票綁定。這種背水一戰的策略，本意是迫使議員尤其是政治對手在“支持改革”與“推翻政府”之間作選擇，要麼被迫就范，要麼背上不合作的惡名影響各自政治聲譽。然而，這種高風險舉動在沒有共識的議會環境中注定了失敗的結局。

再者，深層次的原因是法國經濟復蘇乏力、財政赤字和債務高企、民生維艱。當前法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分別高達GDP的5.8%和114%，遠超歐元區規定的3%和60%的上限，使得控制赤字和債務增長成為政府當務之急。而實施緊縮政策無疑是動了各階層的奶酪，加上經濟復蘇緩慢，百姓生活成本壓力巨大，實際購買力增長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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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社會抗議氛圍的累積對貝魯政府形成了普遍壓力。法國近年來因養老金改革、教育政策、移民(专题)議題等頻繁爆發大規模示威，“封鎖一切”運動成為底層民眾不滿情緒的集體出口。在這種背景下，緊縮政策被普遍視為“向普通民眾轉嫁成本”。貝魯不僅未能化解抗議，反而被貼上“背叛人民”的標簽，付出了下台的政治代價。

總理角色“替罪羊化”

近年來，尤其是2022年以來，法國政壇呈現“鐵打的總統，流水的總理”局面，法國總理成了“易耗品”：博爾內因養老金改革失敗辭職，阿塔爾因政策推不動而成過渡人物，巴尼耶任期僅三個月未及施展就已告終，貝魯又在預算案上折戟。背後原因可以從制度設計、政治情狀與社會態勢三重維度來解讀：

第一，總理角色的“替罪羊化”。法國政治體制是半總統制，總統主管外交與國防，總理負責內政，本應形成某種分工與制衡。然而，自2000年憲法修正案確立“五年制”總統任期並使總統選舉與議會選舉同步後，這一平衡逐漸被打破。總統選舉的勝利往往直接帶動其政黨在隨後的議會選舉中獲勝，從而掌握議會多數。這打破了傳統上的“左右共治”，總統不僅在外交事務中居主導地位，在內政上也因議會多數而大權獨攬，總理逐漸淪為總統意志的延伸和隨手可棄的“政治手套”。一旦總統欲推行的政策受挫，政治危機或民意嚴重惡化，總統更換總理即可卸責，從而維持自身權威。阿塔爾、巴尼耶、貝魯相繼下台，正是這種制度性邏輯的產物。

第二，法國政壇碎片化和極化嚴重、議會“三分天下”的結構性困境。2024年立法選舉後，法國政壇呈現碎片化和極化態勢，左翼“新人民陣線”、中間派“復興黨聯盟”、極右翼“國民聯盟”互相制衡，導致政府無法獲得穩定多數，被迫反復動用憲法第49.3條款強行通過法案，如博爾內在18個月總理任期內使用該條款多達23次。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中推進了政策實施，維持了政府運行，符合總統的政治意願，卻在長期中加劇了議會與政府、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政府隨時可能因不信任投票而倒台，總理任期自然難以長久。

第三，聚焦各自黨派利益，缺乏妥協的政治文化。與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相比，法國政黨之間普遍缺乏妥協文化。即使在沒有絕對多數的情況下，政黨也不願跨越左右分野形成穩定聯盟。當下各黨派將目光聚焦2027年總統選舉，寧願維持對抗，也不願與對手合作分擔責任，開罪各自的選民擁躉。面對一個可直接決定其去留的總統，又處於相互不合作的政治站隊下的議會中，法國總理隨時承受著倒台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