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熊心豹子膽,習也不敢選擇這條路

2025-12-05 | 來源: 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何清漣評論文章：1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刊發習近平署名文章《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個進一步到位”》，該文被海外一些自媒體解釋成習近平將發動“二次文革”，這個帖子流傳甚廣：習近平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全黨發出最嚴厲動員令：必須以“自我革命”的刀向內，文章直指“五個生死攸關的戰場”。

不少大V（中國社群微博上的知名人物）繼續發揮，終於有網友將其貼到我的X上，希望我就此發表看法。

為何會擔憂“二次文革”？

近年來關於習近平開倒車，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說法，幾乎是每隔一兩年就有新的說法，“二次文革”算是這種看法的頂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看法，是因為文革之初，毛澤東幾乎是成建制地清理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公社，少數地區的農民甚至自發清洗到大隊一級）的“當權派”，通過打倒公檢法癱瘓了司法系統。

必須說明，當時軍隊裡未發動文革，稍有苗頭，毛就制止了，曰“軍隊不能亂”。所有這些，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習近平從當政以來的反腐，在軍隊裡清理了百余位少將以上高級軍官，地方上清理了從政治局常委到省廳局級數萬名官員。

但這種擔憂卻忽視了一條根本區別：習近平上任以來未曾間斷的反腐與局部清洗，但無論是軍隊系統、政府系統，還是司法系統，均維持正常運轉。簡言之，毛的文革是摧毀既存的權力系統創建新的權力系統——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習的反腐根本未觸動中共權力系統，只是清洗了一些掌權者，據高官被整就斷定“二次文革”來臨，實因為不了解文革究竟發生了什麼。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背景及文革的基本要素

經歷過文革與研究文革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文革不是群眾自發，是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的，以下三個因素讓毛澤東在准備數年後發動文革：

一、自發動大躍進並造成三年大饑荒之後，毛在黨內的威信一落千丈，時時擔心出現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奪權。

習近平上任以來雖未曾間斷反腐與局部清洗，但無論是軍隊系統、政府系統，還是司法系統，均維持正常運轉。（法新社）

（網絡截圖）

“廬山會議”上，毛羅織罪名弄出一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強行壓制黨內上層的嚴重不滿，卻不得不讓劉少奇一線執政。面對“大躍進／三年大饑荒”留下的殘破局面，劉少奇執行了經濟、文化方面的“調整、恢復、寬松”路線，主張放棄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業，解散公共食堂，實行分田單幹的個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毛澤東認為這是否定三面紅旗包括他本人，擔心自己百年之後會被清算，在1962年7月上旬某天的會談中，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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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毛認為劉少奇已經拉幫結伙，在黨內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開始處心積慮籌謀發動文革。1966年毛主持發布《五·一六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並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文革的大字報，劉少奇的罪名是中國的赫魯雪夫，叛徒、內奸、工賊。

二、毛澤東熟悉社會底層心理，相信自己對群眾有絕對的掌控能力。

自從1920年代開始，毛在湖南領導了農民運動之後，親眼目睹被目為“痞子”的農村邊緣人“踏上少奶奶的牙床滾一滾”的快意與破壞力，就無比深刻地了解中國底層有根深蒂固的權力幻覺，譬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發動底層參與革命的方式，是貫串毛一生的革命特點。

即使在執政之後，毛仍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強調“工農兵”三足鼎立的主體地位，用這種方式開展各種群眾運動，連反右這種整肅知識份子的運動也動員工農參加。但是，革命年代過去，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社會底層已經沒辦法通過戰爭立功獲得升遷機會，毛與時俱進，創立所謂“三結合”模式吸納社會底層，只是“三結合”的主角隨時根據政治需要變換，比如著名的“鞍鋼憲法”中把工人、技術人員和領導幹部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模式，在學校中宣導發揮學生、教師和教學管理輔助人員“三結合”共同開展教學改革的積極性，等等。 “三結合”已經成為毛澤東在國家管理活動中貫徹“群眾路線”的思想工作方法。基於長達四十餘年的群眾動員經驗，毛相信通過文革推翻舊的權力結構，采用三結合的方式創建新的權力結構，可以滿足社會底層這種權力幻覺。

事實上他也做到了，文革的“三結合”模式，是指由“革命幹部”、“解放軍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組成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以實現權力的“新老交替”和“革命的大聯合”，其中的革命群眾代表：指在文革中湧現出來的紅衛兵、工人、貧下中農等“革命左派”代表。這些人按照身份，無法在短期內進入權力機構，但通過文革造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讓他們進入革命委員會，確實滿足了這群人的權力欲望。

三、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未完成從革命者到執政者的轉換。

建國之初，對於剛剛執掌國家政權，初次著手管理如此大的一個國家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無論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的框架建立，還只能以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稱為“老大哥”的蘇聯為榜樣，各種政策都以蘇聯經驗和蘇聯模式為依據：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認為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強調反對平均主義，認為它違背按勞取酬原則，阻礙生產發展；蘇聯實行專家治國，並不提倡未經過大學教育的工農兵直接進入政權。當時“學習蘇聯”是中共的政治正確，毛澤東最初沒有提出明確反對，但內心並不贊同，將學習蘇聯模式看作是一個必要的“讓步”。

中蘇交惡後，毛澤東再也按捺不住對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官僚系統的不滿，希望推倒重來。毛澤東對蘇共變質、蘇聯變色的評論早已人所皆知，文革中創立的革命委員會，就是他推崇的三結合模式的典范。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未完成從革命者到執政者的轉換。（美聯社）

習近平發動“二次文革”，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習近平在《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個進一步到位”》中，話講得很重，比如提出“對黨的自我革命認識要進一步到位”，批評了各種對自我革命認識不足的錯誤觀點，進行自我革命時要“刀刃向內、激濁揚清、刮骨療毒”；也談到官員要“自我省察”，多思“貪欲害”，常破“心中賊”，但主要是指腐敗這點；還提出“要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最大限度減少權力尋租空間。唯一提到群眾的是在談到“要把黨內監督和人民監督結合起來，重視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前哨作用”。此處的發揮群體監督意涵清楚，是發動群眾檢舉，這一點，從毛鄧江胡直到習近平的反腐，從未放棄鼓勵群眾檢舉。

但這根本不是文革的動員令，有心者只要找出毛1966年發動文革的兩個重要講話《五一六通知》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完全不一樣。在《五個一步到位》這篇文章中，習肯定了現存中共的制度，也並未將被清除的黨內軍內高官稱之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更沒有假設黨內有條資產階級路線。而且毛發動文革的三個條件，對習近平來說，毛發動文革清除劉鄧等政敵這一動機完全不存在。黨內的不滿，他能夠用反腐等形式壓制、消除；更重要的是，他對社會的掌控能力遠不如毛，官僚隊伍再腐敗無能，也是習近平的統治基礎；至於發動群眾搞“文革”，習近平自知他在群眾中完全不具備毛澤東那神一般的領袖魅力，掌控不了如今的群眾，遍布中國城鎮的監視器就是他不信任群眾的表現。目前情況下，他要發動文革，不是鞏固自身權力，而是將自身放在火上烤。

以上是從主觀動機、時、勢等出發分析，指出習近平是否有發動二次文革的可能。僅僅從某些作為是“文革手法”，就認定要發動“二次文革”，那是對中共的革命斗爭史不了解。“文革”期間的整人方式，是中共集農民運動、解放區兩次土改、延安整風及搶救運動、黨內十一次路線斗爭、1949年之後的全國性土改、歷次政治運動之大成，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早就嫻熟於心，有機會就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