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制片人單佐龍:如何把華語藝術片送到海外?

2025-12-15 | 來源: 鈦媒體APP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文 | 新聲Pro，作者 | 安濟

作為與畢贛導演合作十年的制片人，單佐龍完整陪伴並推動了一位作者導演（他稱其為「藝術家導演」）在國際視野下的成長與蛻變。從《路邊野餐》的一鳴驚人，到《地球最後的夜晚》的風格延續，再到獲得戛納電影節特別獎的《狂野時代》，他們共同穿過了華語藝術電影跌宕的十年。

與此同時，他的制片合作名單上陸續出現了李鴻其、景一等一批風格迥異的新名字，對於這些不具備流量明星加持、尚不具備國際知名度但作者屬性極強的新人新作，單佐龍的工作是系統地推向柏林、戛納、威尼斯等國際舞台，並送入全球藝術電影的流通網絡，而與顧游（顧曉剛）的合作，在導演已經憑借前作證明自己的創作能力、被國際影展認可過的情況下，單佐龍希望能推動作品在全球市場，獲得更長久的生命周期和影響力。

這條路在當下顯得尤為艱難。單佐龍觀察到，疫情之後，能在全球通行的華語電影數量「可能砍了一半都不止」。而國內市場環境與平台策略的變遷，也讓早期憑借極低成本創造市場奇跡的模式難以批量復現。

在雙重擠壓下，過去的經驗依然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借鑒與沿用。自《路邊野餐》時期即建立的與全球藝術電影發行商的合作模式與信任度，在這十年間被持續作用於畢贛的新片和嫁接給更多創作者的新人新作——規則建立後，單佐龍個人的制片人工作與藝術片「出海」方法論，也走到了「3.0」階段。

一種更深的憂慮開始浮現：在影展創投的工作讓他花大量的時間來閱讀年輕創作者的文本，「恐慌」也因此產生——在那些文本中，單佐龍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華語創作的想象力似乎正在停滯，「我們好像還在重復自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南亞電影創作展現出的驚人前衛性與類型融合能力，這讓他決心探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電影市場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伴隨而來的，也是對即將展開的新項目和華語藝術片生態的重新審視。在單佐龍看來，他想做的並不僅僅是為一部部電影尋找出路，更想為一種語言、一種文化藝術形式尋找在國際視野裡找到更合適的處境。

我們試圖梳理，在當下國內國際市場雙重擠壓的環境中，如何持續推動那些具備作者生命力的電影走向世界？這條路，還能走多遠？

以下是《新聲Pro》與單佐龍的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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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聲Pro：始於紀錄片導演和影展策劃的職業生涯，對你後來成為國際制片人有怎樣的影響？

單佐龍：影響是根源性的。我最早的身份是紀錄片導演，這讓我接觸並置身於中國的「新紀錄運動」中。那個時期的紀錄片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它們成功地走到了海外，被海外的節展和電視台關注，可以說是我理解「中國故事」走向國際的最早一批案例。

真正的轉折點在2011年冬天，我去了柏林電影節的天才訓練營（Berlinale Talents）。那是一個互聯網還未深刻影響行業的年代，我甚至還沒有用上智能手機。作為一個學生，能以導演身份去到柏林，那種感受更多是朝聖般的開眼界，對國際市場的理解是點狀的、模糊的，甚至有些錯位。

回國後，我在杭州做了五年影展（杭州亞洲青年影展）。這段經歷至關重要，我通過選片認識了今天中國很多的新導演，也通過邀請各國選片人，與柏林電影節、哥本哈根紀錄片節等多個歐洲機構建立了直接聯系。這讓我積累了最初的國際視野和思維方式，對「如何讓華語作品走到國際上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新聲Pro：2017年再次以制片人身份重返柏林時，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這種轉變具體是什麼？

單佐龍： 2011年去柏林，我是一個搜集海報材料的「學生」；2017年去，我是帶著《地球最後的夜晚》項目的制片人，目標極其明確。那次行程，我見了後來成為我們長期合作伙伴的幾家公司，包括了法國的Wild bunch。我清楚地記得在萬豪酒店裡，向Wild bunch的開發總監首次闡述了《地球》的首版故事梗概。

這次轉變的核心是，我從一個電影節和市場的「觀眾」，變成了一個主動的「參與者」和「推銷者」。我不再滿足於被看見，而是要知道如何去溝通、去推薦、去達成合作。《地球最後的夜晚》是我第一部全流程參與的電影，劇本、拍攝、融資、後期等多個環節，再到國內外的發行上映，所有環節都是我的第一次。正是這個艱難的項目，讓我真正熟悉並建立起華語電影國際發行的全流程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