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00萬成年人患上這種可能提前死亡的病

2026-01-16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8歲的趙晗長期在北京工作。去年，她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被確診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趙晗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確診時，醫生直言她的症狀“十分典型”，卻直到“現在才來就診”，令人意外。

學生時代結束後，趙晗才意識到自制力缺陷給她帶來的巨大焦慮。她的大腦中充斥著各種想法和計劃，卻難以付諸行動。她經常忘繳水電費，難以收拾衣櫃，也無法及時處理冰箱裡堆積的食物。工作上，她常常模糊地意識到“還有事情沒做完”，卻又遲遲無法開始。

ADHD給趙晗帶來的最大困擾，是上班頻繁遲到。因此被扣發的工資，她已難以統計。有時，她換好衣服、化好妝，卻仍坐在沙發上，遲遲無法出門。“感覺身體像是被黏在沙發上一樣，動不了。”她說。

日前，ADHD因羅永浩的自曝登上熱搜。ADHD是一種源於兒童期的神經發育障礙，過去長期被視為兒童疾病。根據相關專家共識，有30％—50％兒童患者的症狀會持續至成年。隨著公眾認知度的提高，國內越來越多成年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存在ADHD相關問題，並前往醫院就診。

與兒童患者相比，成人ADHD人群往往表現出更廣泛的功能損害，主要會導致學業受挫、工作表現不佳等。同時，成人患者也易出現婚姻關系破裂、合並其他精神障礙、藥物或酒精濫用，甚至過早死亡等風險。

成人患者越來越多

32歲的趙程浩，去年8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專科醫院被診斷為ADHD。他畢業於一所211大學，有過數年職場經歷。確診前一年，他開始在電商領域創業，但拖延症愈發嚴重。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創業期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長期的“失控”狀態，並非簡單的自制力不足。隨後，他在網上查資料發現，ADHD的許多症狀與自己的表現高度契合。“我幾乎沒有猶豫，就去醫院就診了。”

多位精神科專家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前往醫院確認自己是否患有ADHD的成年人明顯增多，這也使得確診患者人數持續上升。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心理科主治醫師李玉龍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她在門診中接觸到的成年患者，往往是在高中或大學階段，才開始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注意力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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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多年前，陸崢就關注到成人ADHD，並將其作為博士後期間的研究課題。他現任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精神醫學中心主任醫師，參與了多部中國精神障礙和ADHD相關指南的編寫。陸崢注意到，大約從2010年起，國內精神科門診中因ADHD就診的成年人數量明顯增加。

2022年，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團隊增設了ADHD綜合幹預門診，面向成人及兒童患者，由該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鄭毅擔任學科帶頭人。鄭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ADHD門診多設在兒科，不少成年人只能掛兒童門診的號，心理上會感到不適，甚至產生抵觸情緒。隨著ADHD專病門診的設立，前來就診的成人ADHD患者不斷增多。

據《中國成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2023版）》（以下簡稱《共識》），成人ADHD患病率尚無一致結論。全世界范圍內，成人ADHD現患率為0.6％—7.3％。綜合現有文獻，目前國內患病率約為3％。據此粗略預估，國內的成人ADHD患者數量超過2000萬人。鄭毅參與了該《共識》的制定。他指出，盡管近年來成人ADHD的確診人數有所上升，但與真實發病規模相比，仍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尚未被識別。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醫師葉敏捷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在臨床中觀察到，成人ADHD患者的核心特征較為相似，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注意力難以集中；二是情緒波動較大；三是在行為上容易沖動，存在執行功能障礙。

對趙程浩來說，拖延和思維過度活躍是ADHD帶來的主要困擾。過度活躍的思維，使他在與人交談時容易走神。久而久之，他發現自己很難與他人建立親密關系，也逐漸失去了耐心傾聽他人的能力。

34歲的張文，畢業於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在一家體制內單位工作。去年5月，她在當地一家三甲醫院精神科確診ADHD。進入職場後，她開始頻繁出現情緒困擾。她舉例稱，在工作中需要反復修改PPT內容，一度讓她難以承受，甚至出現情緒失控。“醫生曾告訴我，我的情緒問題與長期專注能力不足存在關聯。”

成年ADHD患者對不確定性的耐受度普遍較低。葉敏捷分析，例如在工作中，臨時改計劃、領導突然加任務，很多人仍能勉強接受，但對部分ADHD患者來說，這種“忍耐”本身就非常困難。情緒爆發後，他們往往也會後悔。這種反復出現的情緒沖動，會對人際關系造成明顯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