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逝于1929年,家族影响到2026年

当18岁的梁启超第一次遇见33岁的康有为，他感觉，自己犹如被当头棒喝。

这是光绪十六年（1890），还是个少年的梁启超早已是举人身份，而康有为却还只是一个秀才。双方第一次会面，从早上8点一直聊到晚上7点，人到中年的康有为直接呵斥少年梁启超说，国家危亡，你故往的学识，不过是“数百年无用旧学”。当晚，梁启超只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17岁就高中广东乡试第八名的大才子，又前往拜见康有为，从此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日后，这对师徒的恩怨情仇，即将见证一段中国最为惊心动魄的风云史。

在康有为门下的广州万木草堂求学三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结伴进京参加会试。此前的1893年，康有为在连考七次后，终于高中举人，于是师徒二人结伴进京。不承想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刚刚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遂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邀请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此后，梁启超又在《万国公报》和《时务报》中担任主笔，阐述维新变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很快就名满全国。

作为洋务派的中流砥柱，两广总督张之洞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1897年，61岁的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接见了这位年仅25岁的举人。

两人会面的这一天，张之洞非常兴奋，破例下令打开武昌城的中门迎接，并问下属能不能按照迎接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接风。当下属强调梁启超只是个举人、于礼不符之后，张之洞才悻悻作罢。

但已入暮年的张之洞，显然知道这位青年英雄的意义所在，于是力邀梁启超担任自己的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月薪“千二百金”。

张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随他的意义不同凡响，因为要知道，当初李鸿章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僚做起的。

但梁启超拒绝了，这位搏击在时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尽管此后，他将被清廷追杀，以致流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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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后影响中国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启超与张之洞会面的1897年，同时也是中国多个家族的兴衰转折点：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成为替罪羊，正处于生命的倒计时阶段；而从美国归来的传教士宋查理，正追随孙中山，聚集在兴中会的旗号下酝酿革命。

出身广东新会，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亲都只是一个普通秀才的梁启超，即将迎来命运的逆转。1898年7月，光绪帝接见了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比起光绪帝与康有为长达几个小时的初次会谈，一口广东普通话、此时国语奇烂的梁启超却让光绪帝听得云里雾里，但这并不影响光绪帝对于维新变法的强烈支持。

随着戊戌变法的展开，感觉到强烈冲击的慈禧开始展开反击，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随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梁启超则与康有为一起逃亡日本，对此，当时担任日本首相、发起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

“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从此，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后，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并作为改良派代表，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还是革命推翻清廷展开辩论，尽管革命党人最终占据上风，但在晚清民初的风云史中，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礼，诗人黄遵宪就评价说：

“（梁启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毛泽东则回忆说：“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同样作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后来也评价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