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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 柴靜對話梁中堂:一項危害人民的"國策"怎麼能走了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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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時,30歲的梁中堂就公開表示反對。他預警這一政策將造成養老危機、勞動力匱乏和人口老化,並提出說“未來你們想讓人們多生,至少會像今天想讓人們少生一樣難”。近40年後,當預言成為現實,他感慨:“用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一個民族的彎路來證明我的正確,其實是一個很傷感的問題。”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趙紫陽的關注。1984年他給胡耀邦寫信反映計劃生育“長期建立在與群眾對立的基礎上,違背客觀規律”,這封信獲得批示要求測算。1985年,山西翼城縣成為他方案的試點,五千個獨生子女家庭的數據竟是虛假的統計。試點實施後異常平穩,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於全國水平。但這個試點從未得到推廣機會,梁中堂說:“我領著幾個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連王偉(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後,翼城試點被稱為“趙紫陽的試點”。在1990年的學術會議上,梁中堂公開反駁:“翼城實驗是1979年我提出的學術觀點與實踐的結合,不能因為政治風波就把趙紫陽參與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堅持邀請媒體到翼城調查,自印書籍寄給軟禁中的趙紫陽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稱《計劃生育法》是“中國法學的恥辱”,並當面將這本小冊子送給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佩雲。他說:“我把一生的生命給了它(計劃生育),然後發現它應該是一個廢棄的(政策),所以最有資格(要求)廢棄它的就是我。"



制度的籠子與反思的缺失


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的根本問題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於政府幹預生育本身:“生育權是國際公約共同確定的,公共部門不該幹預。”他又批評當前鼓勵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復當年的錯誤:“現在許多宣傳和1979年提倡一個孩子一模一樣,那個氛圍和感覺都一模一樣。”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說:“我還能夠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和認識,只有這個享受就夠了。”從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給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歷史中有記錄顯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思索過、反思過、反抗過”。面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實,他堅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中國應該考慮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續改革,讓市場經濟釋放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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