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青年:迁徙作为一种常态.在不同生活里重新出发

2026-02-13 | 来源: 低音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记者按】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在政府管治、新法实施和资金来源收紧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紧。曾经开展社区服务、教育辅导或弱势群体支持的公益组织，从被视作社会服务的补充力量，逐渐被认为是“潜在的政治风险”。2017年，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通过制度手段限制独立NGO的国际资金和合作渠道。同时，“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甚至“颠覆”和“煽动颠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为施压手段，使许多公共行动面临被定性为“违法”的风险。2020年后，疫情封控又成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会空间进一步收紧，从业者的自由也随之受限。

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许多青年从业者同时面临多重现实压力：拮据的生活、刚刚起步就被迫中断或面临选择的职业生涯、大环境并不景气，以及来自家庭的误解。在这种挤压下，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转向学术，有人继续在国内以低调方式行动，也有人因疲惫与不确定而离开。日常压力、心理负担和社会舆论，使这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尝试在夹缝中生存：Ta们将社会倡导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环境保护等领域，或在海外维系联系与记忆。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我们采访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约1981-1996年出生的群体）和Z世代（约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的青年NGO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

正在“慢慢成熟的”90后Qiu，先后在国际组织和本地组织工作，并拥有本地组织创业经历。在不停的迁徙和流动之间，Ta不断寻找每一个能让自己舒服做事的空间。以下是Ta的自述。

坦白说，高中时我只是觉得学习最重要，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规划。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现在回想起来，那更像是一种对公平与正义的朴素认同，即便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欧洲念硕士期间，我偶然看到一则NGO招募志愿者的广告，内容与非洲某些部落之间的争端实践有关。那个地区虽然存在现代司法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制度并未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于是，不同部落发展出各自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这个NGO的工作，就是参与并协助这些争端的处理。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便报了名，去了非洲。

续写年代与生活的温度武洪武执导《青山遮不住》开播

选民不满生活成本上升特朗普计划削减钢铁等关税

财富大迁徙近5成富豪移居"这国"

在部落里，性别暴力的问题很常见，而处理争端的机构几乎全是男性。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就能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失衡。作为女性，我很快被注意到，别人问的不是我的工作内容，而是我结没结婚、戒指在哪儿。那种被打量的感觉让我有点不安。可与此同时，作为外地人，我又被视为“白人”，Ta们对我客气、有礼，甚至更愿意听我发言。坐在我旁边的本地女性几乎没机会开口。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能被听见，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而是因为我来自外面。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关注性别平等，也让我对NGO工作有了更复杂的理解。我意识到，作为外部力量去改变本地社会，本身存在巨大的“外部性”。我们不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权力结构，却以人权框架去教育别人，这种“白人中心”的视角其实是一种不平等。

几年后，我回到国内，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和本地NGO工作，关注妇女权益。国际组织的工作偏向研究和报告撰写，本地NGO更多是会议组织、记录和行政事务。有一次，我参与了反家暴法相关会议，其中一位女律师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她曾受家暴，右手小拇指被前夫砍断，却通过学习法律成为专业律师，为女性提供公益支持。这彻底打破了我对受暴妇女的刻板印象，也让我重新看到法律的价值。

随后，我第二次前往非洲，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主要负责联络、沟通和报告，接触一线实践的机会很少。工作一年后，因为内容单调，再加上私人原因，我离开去参与了其他地方的项目。即使是在社会发展领域最好的平台工作，我始终感到与当地社群有隔阂。最终，我选择回国，希望在熟悉的土壤和语言环境中做更有深度的社会发展工作。

回国后，我先在西南省份参与传统文化和妇女生计项目，后又到一线城市加入一家机构，担任项目经理和主管，负责从策划到执行的全流程工作。入职时，这家机构已在大幅裁员，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可能为未来埋下伏笔。正值疫情期间，经济形势不佳，一些大额资助者对项目犹豫不决，甚至有同事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机构面临严重资金压力。

同时，我发现公开招标项目中存在不透明的内部决策：多数项目偏向与机构关系良好的合作方，绝大多数是商业项目而非公共利益项目，我隐约感到其中存在交易行为。因此，我在次年4月选择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