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形同虛設的"追訴期",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

2026-04-03 | 來源: 起訴狀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引言

1994年，南京發生一起搶劫殺人案。原新聞提到，“案發後南京市公安局市區兩級刑偵部門迅速響應，第一時間抽調精幹警力組建專案組，全面啟動案件偵破工作”。兩名犯罪嫌疑人作案後“倉皇棄車逃離現場，從此踏上了漫長的逃亡之路”。此後32年間，南京警方“始終堅持‘命案必破、不破不休’的信念，每年梳理案卷，借助刑事技術迭代升級”。2026年，警方通過“痕跡物證比對鎖定犯罪嫌疑人鄭某某”，案件告破。原新聞未提及作案具體細節（如凶器、受害者姓名），也未提及嫌疑人逃亡期間的生活狀態。

這個跨越32年的案件，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國追訴時效制度的尷尬：法定最高刑為死刑的搶劫殺人案，追訴時效本為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卻因嫌疑人“逃避偵查”突破了時限。當“有限追訴期”在實踐中淪為“無限追訴期”，我們不得不追問：這究竟是正義的堅守，還是權力的任性？

一、全球視野下追訴時效制度的法理依據與維護的法益

追訴時效是各國刑法普遍設立的一項制度，指國家對犯罪進行刑事追訴的有效期限，超過該期限則不得再行追訴。其設立並非縱容犯罪，而是基於多重法理考量，旨在平衡多種相互沖突的法益。

（一）主要法理依據

各國理論界對追訴時效的正當性存在多種學說，共同構成了其法理基礎：

1.改善推測說（特殊預防說）：犯罪人經過長時間未再犯新罪，可推定其已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再施以刑罰的特殊預防必要性已大為降低。

2.證據湮滅說：隨時間流逝，證據可能散失、證人記憶模糊或離世，查明事實的難度和錯誤裁判的風險顯著增加。時效制度可避免基於不可靠證據的審判。

3.尊重既成事實狀態說：犯罪行為對社會秩序造成的擾亂，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平息，形成新的、穩定的社會關系。此時再重啟追訴，反而會破壞這種安定狀態。

4.權力喪失說（懈怠行使說）：國家在法定期限內怠於行使追訴權，可視為默示放棄該權力。這旨在督促司法機關積極履職，提高司法效率。

5.報應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從報應刑角度看，經過漫長歲月，犯罪人可能已長期生活在恐懼與不安中，再施以刑罰可能超出其應承擔的責任比例，變得不合比例。

6.法安定性與個人權利保護：允許國家無限期追訴，將使個人長期處於可能被追訴的不確定狀態，嚴重損害個人生活的安定與規劃自由，與現代法治保障人權的精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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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維護的法益

追訴時效制度旨在維護以下幾項核心法益：

1.社會關系的穩定性：法律不僅追求個案正義，也追求社會秩序的總體安定。時效制度承認時間對修復社會關系的積極作用。

2.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司法資源有限，應優先用於追訴現行犯罪和近期犯罪，時效制度有助於將資源集中於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公正處理的案件。

3.實體真實的可靠性保障：避免因證據湮滅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維護司法裁判的准確性。

4.對個人權利的保障：防止公權力無限期懸於個人之上，保障公民免於長期處於刑事追訴恐懼中的基本自由。

5.督促公權力及時行使：時效制度是對國家刑罰權的程序性限制，倒逼偵查、起訴機關提高效率，防止案件“沉睡”。

（三）國際比較與例外

各國追訴時效期限長短不一，通常與罪行嚴重程度成正比（如重罪時效長，輕罪時效短）。同時，多數國家對最嚴重的罪行（如謀殺、戰爭罪、反人類罪）規定了不適用時效或極長時效的例外。這體現了在極端惡劣犯罪面前，社會正義與歷史記憶的價值被置於時效利益之上。例如，德國對納粹戰犯、許多國家對種族滅絕罪均不設追訴時效。

二、對中國刑法第88條“不受追訴期限限制”條款的法理評析

中國《刑法》第88條規定了兩種追訴時效“不受限制”的情形：1)立案偵查或受理案件後，逃避偵查或審判的；2)被害人在追訴期內控告，司法機關應立案而不立案的。這一規定在實踐中引發了關於其是否導致“無限追訴期”的爭議。

（一）制度設計的初衷與表面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