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是冰山一角:連環下藥強奸犯性侵10名女性

2026-06-09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接力棒已經到我這兒了，我一定要傳下去。”

5月18日早上八點左右，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鄭毅潔接到了消息，一名先抵達柏林第一州法院的女生告訴她，由於有大量旁聽者自發前往法院，人數超出預期，庭審地點從原定的A606廳調整至更大的A500廳。鄭毅潔隨即通知了其他准備前往庭審的女生，“別走錯了”。

九點左右，鄭毅潔到達柏林第一州法院，法庭外的旁聽隊伍已經從二樓樓梯一路延伸到了一樓大廳，約有六七十人，大多為20到50歲的華人女性。一名在場的華人女性回憶，上次在德國華人圈引起大規模關注的案件，是中國留學生李洋潔被害案——2016年5月12日凌晨，李洋潔在出門跑步時被一德國女性騙至家中，隨後遭其男友虐待、強奸，最終身亡。

本次庭審的被告人是Zhiting S.，現年33歲，是近期在國內外引發巨大關注的德國華人迷奸案罪犯之一。這起迷奸案的核心成員有8人，其中7名是華人男性，大都擁有高學歷及體面的工作。他們在一個名為“德國老司機駕校”的加密聊天軟件群組中討論下藥迷奸的手法，分享強奸女性的視頻。他們使用特定暗語進行交流——群組成員自稱“司機”，把實施迷奸稱為“開車”，把麻醉藥物稱作“汽油”“機油”或“燃料”，把下藥稱為“加油”，麻醉後失去意識的受害者被稱為“死豬”。

Zhiting S.案發前在柏林從事醫療相關工作。他被指控在該起迷奸案中擔任關鍵“技術顧問”，利用自身醫學知識，指導其他成員調配用於迷奸女性的麻醉藥物，部分藥品被偽裝為化妝品或護膚品，以規避海關檢查。檢方還指控，Zhiting S.曾於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居住期間，對其同居伴侶實施多次性侵。

鄭毅潔向我回憶，出庭時Zhiting S.戴著藍色口罩和黑框眼鏡，穿著黑色T恤，手撐在桌子上，斜眼看向旁聽席。庭審過程中，他帶著黑色耳機聽翻譯內容，時而點頭，搖晃著身體，“好像聽歌一樣放松”。鄭毅潔說，絲毫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庭審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左右，結束後，旁聽的華人女性傅瑩從壓抑的大樓走出來，松了一口氣，她告訴我，“他們完全不把女性當人，使用的都是非常過量的麻醉，把別人的人身安全完全不當回事。”

鄭毅潔告訴我，隨著這起大規模迷奸案信息的曝光，恐慌在華人女性群體中蔓延。受害者分布於德國的多個城市，包括法蘭克福、慕尼黑、柏林、曼海姆、哥廷根、紐倫堡以及荷蘭部分地區。多為在德國生活的中國女性，既有跟罪犯陌生的留學生、尋找租客的房東，還有罪犯熟悉的女友、鄰居和朋友。這樣的畫像幾乎無差別涵蓋了各類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和我交談的幾位華人女性都感慨，自己沒有遭遇這樣的事情，僅僅是因為幸運。

為了擺脫內心的恐懼，以及出於本能的憤怒，鄭毅潔開始主動出擊。她覺得自己人在德國，離消息源很近，想主動挖掘這起迷奸案的罪犯信息。

她搜索和閱讀了國內外多家媒體報道及公開信息，一點點拼湊出了Zhiting S.的學歷，他本科畢業於河北醫科大學，碩士就讀於北京大學醫學部腫瘤學，2021年抵達柏林，在夏裡特醫學院攻讀博士。

在Zhiting S.的學校網站上，鄭毅潔查閱並下載了他的論文，得知2023年他在夏裡特醫院讀博期間，曾參與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關於尿路上皮癌HER2表達的研究，並合作發表論文。2020年讀研期間，他從事泌尿系統腫瘤和黑色素瘤研究，並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論文《晚期尿路上皮癌的治療進展》。

鄭毅潔還在小紅書和微博上持續關注案件的最新動態，只要看到有人說認識幾名罪犯，她就會去私聊對方。

她找到了十幾位認識Zhiting S.的熟人。Zhiting S.的研究生同學告訴鄭毅潔，他很懶，輪班的時候不幹活，做實驗不認真，只想著回去玩電腦，一到辦公室就炒股。跟Zhiting S.一起吃過飯的人則認為，“他還是蠻正常的，有在群裡問過其他實驗室是否需要勞動力，他很想留在德國，一直在學德語。”

一位自稱認識Zhiting S.家人的國內用戶在微博評論區寫道，他父母都是挺正常和藹的人，不過，“好久沒見到他父母了，以前天天看見的，現在他家大門緊閉都看不見了。”

鄭毅潔去私信了這名用戶，對方回復她，“他（Zhiting S.）小名叫良良，小時候和父母、爺爺奶奶一家五口就住在我家旁邊。他大約上高中那會，家裡父母買了房子。直到上大學前，他是一周會回來一兩次的。他父親曾經說過，等他回國結婚就把這套（老家）房子賣了，在北京買一套房。”

鄭毅潔還看到了網友搜索出的Zhiting S.的照片，結合她在庭審中觀察到的Zhiting S.的狀態，她用AI模擬復原了他在23歲、29歲和33歲的長相，然後把照片發給這些認識Zhiting S.的人，有人回復她，“後面兩張我覺得都差不多，挺像的。”

了解的信息越多，鄭毅潔的恐懼越少，她發現這些罪犯也不是“神通廣大、了不起”的人，她不再覺得震驚或者難以接受，“我更好地完成了從被動潛在受害者的心態，轉換到一個主動調查、主動出擊的狀態。”

此案最初在中國互聯網上還未引起大規模討論，是一些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博主在社交媒體上堅持發帖，把德國媒體的報道和庭審現場情況搬運到國內。5月6日前後，鄭毅潔也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罪犯們的照片，但帖子顯示違規，後來她就只發案件相關信息。

更多女性通過社交媒體得知了案件情況。鄭毅潔5月去參加庭審的早上，法庭外六七十人的旁聽隊伍中有留學生，也有在德國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還有人專程從外地趕到庭審現場。進入庭審後，有人在本子上手繪庭審場景，畫下罪犯的速寫，有人記下文字筆記，熟練掌握德語的人還會為其他人解釋庭審細節。

5月20日，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 S.庭審現場速寫，圖源張漫盈

傅瑩就是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信息，才去旁聽了兩次庭審。有網友在評論區提醒她，參加庭審最好戴上口罩和墨鏡，不要被認出來，“因為他們的犯罪團伙還沒有被一網打盡”，但她到現場，發現沒有任何女性有遮擋面部的動作，“大家非常大大方方地就去了。”她說，“我想用我的行動去支持一下這場犯罪行為裡面（受害的）華人女性”。

中國機構媒體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得知線索後，也陸續對案件做了深度調查，相關話題時不時登上微博熱搜，逐漸在中國輿論場上引起了熱議。一個關注此案的華人女性告訴鄭毅潔，“我爸都知道了這個事情”。她們意識到，“傳播的程度還蠻廣了。”

6月份，Zhiting S.的庭審還在進行，仍然有華人女性接力去參加庭審，並在社交媒體寫下長篇筆記，更新庭審現場的情況，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目前Zhiting S.最後的庭審日期定於6月24日。

交談中，我問鄭毅潔，關注此案的責任感來源是什麼。她回答，“這是身為一個女性和作為一個人的責任。”接著她又補充道，“我有這個能力，我有這個時間，我也有這個興趣和好奇心，而且我行動力超強，我也比較有正義感，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難道這個事情就一直被掩蓋，或者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嗎？我覺得作為一個知道問題和了解這件事情的人，我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今年4月開始，兩位常駐柏林的華人女記者孫謙和張漫盈，先後深入調查了這起迷奸案。孫謙告訴我，一些強奸案的取證難點在於案發後幾年精液、指紋等物證很難留存。而本次案件的特殊性在於，罪犯們親手錄下了自己的犯罪視頻，並按照受害者的名號分門別類地放到了不同的文件夾中，“就像收集獎杯一樣”。

根據庭審信息和判決書，作案過程中，罪犯們還把視頻和圖片實時分享到了加密聊天軟件群組裡，群組的聊天記錄和犯罪視頻又交叉印證了犯罪事實，“他們錄下來自己當做戰利品的這些視頻，最後成了把他們送進監獄的鐵證。”孫謙說。

“德國老司機駕校”群組的核心管理者是張大鵬，案發時43至44歲。根據張大鵬的領英信息，2002年，他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2005年赴德留學，進入圖賓根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最終獲得信息技術碩士學位，並輔修工商管理。被警方逮捕前，他在世界頂級跑車與賽車制造商英國路特斯(Lotus)公司就職，擔任信息技術部門經理。

根據德國多家媒體報道，他從2020年起活躍於加密聊天軟件上的暴力色情群組，逐步成為包括“德國老司機駕校”在內的多個群組的核心管理者與組織者之一，負責提供迷奸藥物使用建議並在群組多次直播犯罪過程。2024年1月開始，張大鵬通過社交平台搜尋發布出租房屋資訊的中國女性，以女性化賬號名稱及語氣與對方接觸，隨後假冒租客見面看房，趁機實施性侵。

張大鵬的社交媒體頁面，圖源網絡

今年2月6日，法蘭克福地方法院作出裁決，認定張大鵬涉及包括特別嚴重強奸、謀殺未遂、非法持有及傳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違反毒品相關法規等共22項罪名，判處14年有期徒刑，鑒於法院評估其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礙且再犯風險極高，另裁定於刑滿後對其實施預防性羈押。

4月下旬，孫謙向法蘭克福地方法院申請，獲得了張大鵬案的判決書，約有八九十頁。因為犯罪視頻錄制得非常清晰，判決書按照作案視頻，詳細記錄了犯罪時間、地點、作案過程，甚至是每一個犯罪動作。

她形容，閱讀判決書的過程，很多時候並不像在看法律文件，而更像是在被迫閱讀一部沒有任何節制、充滿暴力與羞辱細節的色情文本。她還需要把判決書從德文翻譯為中文，整個過程讓她生理上非常不適。在閱讀和處理判決書的那幾天，她都沒什麼胃口吃飯。判決書中有大量詳細描寫性侵犯的內容，沒有辦法寫在任何公開報道裡。

犯罪行為的強度和“變態程度”也超出想象。孫謙說，張大鵬曾對同一個受害者在一個晚上的時間使用同一種藥品20次藥，所有下藥次數疊加起來可能要幾十次，他自己錄制的犯罪視頻中，被害人的呼吸明顯受阻，氣道堵塞。判決書指出：“氣道阻塞與功能性肺衰竭，會導致即刻致命的窒息。”孫謙覺得，張大鵬是一個有反社會人格的人，“在他眼裡，女性的命、女性的身體都不是看成活物來對待的。”

除了迷奸女性，張大鵬還持有極端嚴重的嬰兒色情視頻。2024年11月14日，張大鵬像往常一樣到公司上班時被警方抓獲，警方隨後在他家中查獲5個外接硬盤和2個內置硬盤，發現17.6萬份尚未刪除的色情圖片與影像文件。孫謙在判決書中看到，這些影像幾乎全部涉及女童。

2024年9月，德國黑森州警察局發布提醒年輕女性謹防中國籍連環強奸犯（實為張大鵬）的警情通報

另一名罪犯蔣中懿的犯罪行為也體現出“非人”的一面。案發時他28至29歲，正在慕尼黑工業大學攻讀機器人學專業。

他的主要作案對象是自己的女友。法院認定，在2023年至2024年12月之間，侵害至少發生了八次，每一次都發生在他的住所內：他將麻醉類藥物以高於一般醫療標准約5至10倍的劑量，混入飲料、牛奶或其他乳制品中，等受害者失去意識後進行長時間性侵並拍攝過程。

庭審資料顯示，受害者昏迷後出現舌根後墜、呼吸受阻、面部青紫等危及生命的症狀。即便在這種狀態下，蔣中懿仍未停止施暴，也沒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甚至曾兩度離開現場，將受害者單獨留在室內。法官在庭上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沒有出現致死後果，純粹只是出於偶然。”

4月14日，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對於蔣中懿的庭審中，孫謙是唯一一個在場旁聽的華人記者。她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蔣中懿的模樣，她說這是一個外貌特征並不明顯的男性，皮膚很黑，戴著細邊圓框眼鏡，判決當天他把自己整理得很幹淨，似乎還抹了發蠟，庭審持續了兩個小時，他全程面無表情，很認真地記筆記，偶爾會皺個眉，“特別像一個在上課的好學生的感覺。”

孫謙還對庭審時法官提到的一個細節印象深刻，法庭播放蔣中懿拍攝的犯罪錄像時，蔣中懿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法官於是提醒他，他曾經花很長時間反復觀看這些錄像，並借此自慰，而當這些畫面在法庭上重新出現時，他卻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調查四名罪犯的過程中，孫謙認為人物形象最矛盾和復雜的是Tong Z.，她分析說，“在他身上能看到更多他的成長經歷對他所作所為的影響，在已有的媒體報道當中，對他的人物畫像的還原，也是最為全面的”。

Tong Z.案發時25歲，是柏林機械工程專業留學生，他青少年時期就到德國讀寄宿學校，在當地生活了十年左右。

張漫盈采訪了認識Tong Z.的人，得知Tong Z.在柏林做了很多兼職，包括代駕接機、餐館打工和私人健身教練，他的社會交往也很多，這些熟人對Tong Z.的評價都非常正面，出現最多的形容詞是，“善良、樂於助人、對他們非常友好。”

他的兼職同事說，他在工作中是非常靠譜的人。另一位健身學員說，案發之前，他都認為Tong Z.是值得信賴的朋友。Tong Z.的健身房老板知道他犯罪後，甚至覺得震驚和惋惜，他告訴張漫盈，“Tong Z.完全不像那種需要通過性侵來獲得性資源的男性。”不過張漫盈還得知了一個信息，中國留學生圈子內曾流傳他在高中時“偷內褲”的丑聞。

這名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差評”的男子，卻在加密聊天軟件犯罪群組裡高度活躍，他的網名是“白天的上帝，黑夜的惡魔”（德語：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群組聊天記錄顯示，他與主犯張大鵬之間有2000多條涉及作案細節的對話，Tong Z.多次聲稱自己性侵過18名女性。

在法院認定的事實中，Tong Z.最早一次作案發生在2019年，當時他還在讀高中。此後約五年時間裡，他先後對至少13名年齡相仿的中國女性實施性犯罪，包括女友、鄰居和旅行同伴等。

除下藥後實施性侵外，法院還認定他長期存在偷拍和監控行為。他曾在自己的住處安裝隱蔽攝像設備，偷拍多名女性更衣，以及發生性行為的過程，也曾將設備放置於受害者的浴室內，用以窺視對方如廁和洗澡。他還在個人電腦裡為每一名受害者都建立了單獨的電子文件夾，其中一個文件夾被命名為“床墊上的女人”。

孫謙和張漫盈兩位記者瀏覽了Tong Z.的兩個小紅書賬號，大號名字叫“白日小說家”，呈現的是歲月靜好的健康留學生形象，平時去學校、圖書館、健身房，喜歡健身、騎行、旅行和露營，而在另一個小號上，他的介紹是“華人健身私教”，他在置頂的兩篇帖子裡抱怨——為什麼有女生同時交往不止一個男朋友。經過采訪和閱讀判決書，張漫盈感受到了Tong Z.身上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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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從Tong Z. 的“自我敘事”去理解，似乎他的親密關系障礙和孤獨感是導向他的個體犯罪的重要原因。歐美的學術論文中有大量關於匿名犯罪網絡群體的研究，孫謙查閱了資料，發現很多專家都提到一點——“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秘密，會使得群組成員迅速建立連接，而且會產生更強烈的歸屬感，形成一個共同體，彼此之間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但當只討論施害者的心理結構時，也會面對公眾和自我的質疑：這會不會是在為他們開脫？孫謙在采訪中反復聽到在德中國社群中的女性這樣反問：“中國女性在德國也會面對孤獨的問題呀，那她們怎麼沒有去迷奸男性呢？”

這種警惕並非沒有道理。而且孫謙認為，面對這樣惡劣而廣泛的厭女暴力網絡，繼續追問個別施害者是否“孤獨”，多少顯得有些失焦。“個體的心理困境或許存在，但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痛苦最終會轉化為針對女性的系統性暴力。也不能解釋，這些暴力為何從男性流向女性，最終變成規模性地對女性的下藥、侵犯和羞辱。”

隨著調查的推進，孫謙從一些犯罪心理學家和法學專家那裡接觸到另一種解釋路徑：問題不在於施害者是否孤獨，而在於當一些人主觀感受到失權、無力或被輕視時，可能會試圖通過極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奪回掌控；而在厭女文化和群體鼓勵的作用下，這種對掌控的渴望，最終會落到女性身體之上。

這也讓孫謙想到德國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理論，她在報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一書中的內容，“當一個人在感到自己孤獨、無力、焦慮、被世界壓迫，而又找不到積極的方式去建立聯系和創造生活時，他就可能轉向破壞性，通過摧毀外部對象，來消除自己面對世界時的無力感，獲得一種假性的力量感。”

孫謙說，作為女性，她在接觸這些案件時，第一反應總是會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視角；也正因為如此，她很難理解這些男性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試圖從施害者的心理機制出發去理解案件，對她來說是反直覺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觀反應做一些心理斗爭。但在和不同的專家討論之後，她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義所在正是了解這種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群體性的惡和全球性厭女

為了調查迷奸案背後的加密聊天軟件群組，孫謙和張漫盈兩名記者各自進入了多個“代駕群”和“迷奸藥群”，在五花八門的群組裡臥底了十多天，這些群規模最大的有幾萬人，群內聊天和更新頻率很高，一小時內就會刷屏一百多條信息：

“得不到，就下藥”

“尋求滿油代駕”

關於“迷奸口香糖”：“從外表看，你絲毫看不出這會是迷奸藥”，“很多跑黑車的司機會常備，有時候拉一些女白領，尤其是出差的女白領，遞給她們口香糖，吃了之後，很快起效，5分鍾之內暈倒。隨便開到一個荒郊野外，在車裡就能完事兒，車震完就回來。”

一位在加密聊天軟件觀看“偷拍資源”的男性告訴她們，很多人最初都是從色情片的廣告進到加密聊天軟件的偷拍群中，接下來是迷奸群、性虐待群，難度不斷升級，最後還有一些私密的小群，要通過內部的群邀請鏈接才能進去，入群條件是要成為它的消費者。

張漫盈經歷了類似“脫敏”的過程。剛進這些群時，她覺得很壓抑，很受沖擊，很“有工傷”。她在一個資源群內看到被迷暈的受害女性的照片，這名女生的眼神已經渙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狀態，那幅畫面讓張漫盈至今心有余悸，“非常非常恐怖。”

但因為每天都要瀏覽這些內容，張漫盈不得不抽離出來，把它當成一份工作去進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過程，“在一個幾千人的大群裡，當大家都在發買油、代駕、迷奸自己的女性伴侶時，他們就會覺得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對於犯罪的容忍程度就會逐漸提高，底線則不斷被拉低。”

法院在張大鵬的判決書中，強調了加密聊天軟件群組在犯罪中的關鍵作用——正是群組的交流讓張大鵬等犯罪者對用麻醉藥物迷奸女性產生了興趣，而且他們通過群組的討論產生了一種“群體動力”，“確認並強化了他的幻想”，其他人的贊同和反饋則“進一步削弱了他的法律意識。”

在蔣中懿的庭審中，孫謙聽法官提到，從他們掌握的聊天記錄來看，蔣中懿加入的“和平酒店”加密聊天軟件群成員有4600多人，遍布歐洲不同國家，“這些群裡，充斥著大量關於以麻醉手段對女性以及兒童實施性侵的描述和討論。”

庭審結束前，主審法官馬庫斯·科彭萊特納（Markus Koppenleitner）還提到了法國大規模迷奸案——主犯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曾在妻子吉賽爾·佩利科特的食物中秘密投放強效鎮靜劑等藥物後實施性侵，長達九年，期間他通過網絡論壇尋找並邀請至少83名陌生男子前往家中，在妻子昏迷並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實施侵害。2024年，多米尼克和另外50名被告人受審，72歲的吉賽爾女士主動放棄匿名權，並要求公開審判。

法官科彭萊特納說：“這不是法國現象，也不是中國現象，而是德國和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這一系列迷奸案中，最讓孫謙感到棘手的議題之一，是施害者統一的“華人”身份。她並不認為這意味著問題只屬於中國男性，或只發生在華人社群內部。但問題在於，案件發生在德國，而施害者與受害者同時集中出現在一個人數相對較少、內部連接更緊、處於移民語境中的華人社群裡，因此可能被解讀成某種“族群問題”。

在關注華人迷奸案後，德國女留學生崔穎開始用德語在網絡上檢索類似案件的相關信息，查找到了一部2024年12月發布的調查紀錄片《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加密聊天軟件》（《加密聊天軟件上的迷奸犯罪網絡》），該片由德國北德廣播公司（NDR）旗下調查欄目STRG_F制作。

德國記者關於加密聊天軟件迷奸網絡的調查紀錄片

2023年，兩名德國女記者Isabell Beer和Isabel Str?h潛入了加密聊天軟件數十個封閉的聊天群組，發現裡面的男性用戶互相交流和教學如何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迷昏並強奸女性。他們彼此煽動，預告自己即將實施的強奸行為，並把犯罪錄像分享給整個群組。規模最大的群組擁有超過七萬名成員，橫跨歐洲、美洲、亞洲，群內成員主要用英語交流。

而大多數受害女性大多數都來自這些施害者的直接生活圈，是他們自己的姐妹、母親、女友、妻子。一些施害者聲稱伴侶是同意的，但相當多的男性炫耀地寫道，“她對此完全不知情。”

群內聊天記錄極其露骨。一位用戶描述自己的伴侶:“她現在喝得爛醉，又加了幾片安眠藥。希望我馬上就能玩一下。”其他成員興奮回應:“哇，太棒了！她長什麼樣?”

緊接著，這位用戶就在群裡發送照片。部分強奸行為是在群組成員的實時圍觀下直播進行的，一位德國男性主動提議把自己的妻子供其他成員強奸，並表示自己已經在網上訂購了迷奸藥物。

德國媒體報道《連環下藥強奸犯，或另有60名受害者》，圖源網絡

而作為一名22歲的女性，崔穎在更早的青春期就感受到了來自男性群體的“厭女心理”。她在國內上初高中時，男生會在課間休息的公共場合講黃色笑話，比如“有人在寢室裡面自慰得床都在搖。”一位她高中時期敬重的學長，平時會在朋友圈轉發性別平權相關的文章，但她聽說這位學長成年後去嫖娼了，還有一位男生高中時就散播自己前女友的黃謠，後來他順利去世界排名前三的大學讀書，崔穎說，“他們再回到國內相親市場的時候，你很難去分辨他們真正的內心到底是什麼樣子。”

柏林女留學生R對親密關系中的傷害也並不陌生，她在國內時，第一任男朋友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強行拍下她的私密照片，共享到了一個男性微信群裡，而第二任男朋友在她明確拒絕的情況下，堅持發生性行為。她說，這兩名男性現在是大學老師，生活看起來很體面光鮮。而德國留學圈裡一直流傳著各種爆料的“PDF”，內容包括“渣男劈腿很多人”，還有男生在國內有女朋友的同時，“在國外又談一個”。

R還提到了2021年疫情期間曝光的“灣區N號房”加密聊天軟件群，當時，一份參與者名單在網上流傳，據稱群內500名成員全部是美國硅谷大廠科技公司的華人男性程序員，他們會偷拍身邊女性的私密照片，或從網絡上盜取相關影像，在群內分享傳播。R將此事發布到社交媒體後，收到一名女性的留言，對方說，自己有位擔任公職人員的朋友，其所在的微信群中大家長期討論如何性侵自己的伴侶，以及民間迷藥的使用方法。R說，從那以後，每當再看到類似事件，她已經不再感到意外，“大家似乎都司空見慣了”。

調查完德國華人迷奸案後，張漫盈感到很無力，“大量男性利用了加密聊天軟件這樣的去中心化平台、區塊鏈技術等去犯罪，就像一個九頭蛇一樣，根本沒辦法完全清除掉。”她覺得自己身處一個很危險的世界，男性專挑自己的伴侶“下手”，“這種事情太過於常見，就覺得男性很難以信任。”

此案發生後，崔穎看到身邊的一些女性朋友有一種“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她們積極關注這件事，但認為要跟現實分開來看，有人安慰並說服自己“我男朋友不是這樣子的”。

最終，蔣中懿被一審判處11年3個月有期徒刑，並裁定“保留性預防性羈押”，在審判中，法官提及了“性偏好障礙”的概念（德語：St?rung der Sexualpr?ferenz）。法院強制要求他在服刑期間，必須在監獄內接受針對該障礙的專門心理治療，以矯正極端的暴力性行為傾向。

“我們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

這是張漫盈第一次參與大規模性犯罪的報道，她以為自己不會受太大影響，但調查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她始終被一種不安全感籠罩著。出差晚上回到酒店睡不著，她一直擔心酒店的門有沒有被打開。案件相關的信息進入了她的夢境，她夢到身邊的人變成了迷奸犯，夢到有人威脅她的父母，有一天她從噩夢中驚醒後，迅速點進AI軟件，希望獲得一些理論支持，“告訴我夢跟現實是相反的。”

張漫盈無法想象受害者承擔著怎樣的精神壓力。

檢方曾指出，Tong Z.犯下最為嚴重的案件發生於柏林，受害者是他通過社交平台結識的年輕女性，具有輕度身心障礙，Tong Z.在她飲品中加入高劑量麻醉藥物後，使她失去意識，期間實施性侵並進行錄影。受害者直到警方出示相關影像證據後，才知道自己曾遭受侵犯，此後出現嚴重的社交恐懼及創傷後壓力症狀。

孫謙提到，相比其他暴力性侵案的受害者，迷奸案受害者的創傷反應或許會有所不同，由於藥物作用，很多受害女性對於被施暴的過程沒有記憶，因此她們心理上可能會產生一種認知失調和解離感。

孫謙在蔣中懿的庭審中得知了受害者的狀態——這位被蔣中懿迷奸、差點窒息而死的女友在他被捕的那一晚，才得知長時間以來自己身體異樣的原因，她經常醒來後極度疲憊、頭暈惡心，對前一晚發生的一切毫無記憶，並且無端的情緒低落、只想躺著，甚至在絕望之中懷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某種精神疾病，會不會在某個時刻結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人後來對法庭說，“她至今都無法真正相信自己經歷了什麼。她無法理解，因為在她的認知中，自己當時與被告人處於一段感情關系之中，日常生活裡也一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發生在無意識狀態下的侵犯，對她來說有一種難以承受的“異己感”：仿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確確實實發生了。”

法官在最終的庭審中還提到，這位作為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蔣中懿支付的2萬歐元“痛苦撫慰金”。這筆錢最終也對他的量刑產生了影響。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行為，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樣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聞發言人說，這位女士已經通過他人告知法院，她與被告訂有婚約，並且要行使其拒絕作證的權利。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或者訂婚關系，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證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圖源網絡

對於這些親密關系中的受害者，孫謙坦言，她的情緒有過不同層次。如果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中，她當然希望她們能夠像法國迷奸案受害者吉賽爾女士一樣站出來，但是當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們的選擇。她說，“有時候所謂（反抗和戰斗）的勇氣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來的勇氣，就需要構建一個對她們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環境。孫謙指出，這一系列德國華人迷奸案中，華人女性不僅要面對作為女性的性別暴力，也可能要面對作為移民、作為少數族裔、作為社群內部成員的多重弱勢處境。

而作為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標簽會遭到公共輿論更嚴苛的審視。鄭毅潔在挖掘Zhiting S.信息時，聯系了一位夏裡特醫學院的女生，對方說認識Zhiting S.和他的現任女友，但這名女生並不想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她提到一點，讓鄭毅潔印象深刻，“不想站出來說是因為擔心會被大家懷疑是受害者。”

最近結束調查後，張漫盈跟一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親猥褻，但現在依然跟父親維持著不錯的關系。張漫盈很困惑，直接詢問她，為什麼要跟你父親繼續維持這麼好的關系？這是不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她告訴女生，“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但當張漫盈脫口而出這句話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非常aggressive（有攻擊性）”，“我並不是一個受害者。”

這名女生講述道，她跟別人傾訴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認為她“懦弱”，非常不理解她的行為，這讓她感到很受傷。她最近看了韓國電影《世界的主人》——影片講述了童年被親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創傷、拒絕被“受害者身份標簽”定義的故事。她對張漫盈說，這部片對自己影響非常大，“我不想當受害者，我拒絕把我自己當成父親猥褻的受害者。”

跟這名女生聊完之後，張漫盈反思了很久，“也許我不應該去追問為什麼，或者是我沒有資格去追問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Zhiting S.的女友上庭作證，期待蔣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2萬歐去跟他和解。但我作為一個局外人，我作為一個非受害者，我很難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動是什麼樣，我不知道她們在親密關系中的相處模式是什麼樣，我認為她們的心理很復雜。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們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