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专栏: 时评:谈谈瑞士的公民投票

2009-12-07 | 来源: 北美中文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文/俞力工

　　本年11月29日瑞士举行公民投票，以57.5%的多数，通过反对伊斯兰社团为其清真寺建立宣礼塔的议案。揭晓后，引起欧盟国家的广泛争议，当然也免不了受到伊斯兰教国家的抨击与抗议。譬如，土耳其总理便呼吁伊斯兰教国家将储存瑞士的资财撤出，同时建议集体抵制瑞货…。瑞士政府的处境十分尴尬，既然“民意”如此，政府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尽量减轻外伤。

　　照理，瑞士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均系标榜宗教自由国家。数十年来，瑞士的伊斯兰教群体人数已多达40万之众，相当总人口的5%，而且现有的清真寺与礼拜场所也达160个之多。为何如今会拿宣礼塔的建筑与否大做文章呢？该问题还得从50年前说起。

　　中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之后百废待举，直到1950年代末才初露经济起飞迹象。此际，考虑到本地人口增长率过低，不敷经济成长的需要，如不及时引进外国劳工，资金就有外流之虞。引进外籍劳工的好处不止于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多可立即利用，省去了大量的养育、教育投资，此外其所得税也可填补退休金的不足，由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能力。当然，出于稳定外籍劳工的情绪和人道考虑，自然也得优先放宽其亲属的居留。这么做，反过来也对促进社会和谐、融合与人口增长有所助益。

　　笔者早于1960年代中期即抵达欧洲。记忆中，那是个欧洲人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向全世界表现其开放、文明、讲理、自信、达观的“高峰期”。1970年左右，当第100万个外国移民取得德国居留时，德国政府甚至还隆重地向此人捐赠一辆摩托车，以示对外国人的欢迎。彼时，街头上有色人种与本地男女勾肩搭背的情景极为平常，许多父母甚至为儿女缔结异族婚姻而得意洋洋。外国学生不时受邀参加旅游参观活动，走进啤酒馆也少有自掏腰包的机会…。无可讳言，那是个欧洲人展现他们最美好一面的黄金时代。

　　及至1970年代初期，中西欧出现失业问题，各地区学生运动、罢工活动风起云涌，再加上石油输出国家以抬高石油价格制造了“石油危机”，突然间人心惶惶便出现了对外籍劳工不甚友善的言论。到了1980年代中期，尽管此时西方经济已渡过“石油危机”难关，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同时冷战又出现缓和迹象，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在美、英两国的带领下，西方不同程度地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扼要地说，系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要求社会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又为了节省资方的开销、增加利润、扩大市场，主张削减百年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为达到此目的，美、英两国率先削弱工会、裁员减薪、加强劳动强度、以临时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轻工顶替高龄工、降低企业税、拍卖公营企业、以公司短期效益决定员工酬劳和经理人员的奖金、以大股东的收益多寡决定公司的结构与经营取向；此外，还在国际上以促进“全球化”名义，透过“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对进口商品进一步降低环保、卫生管制标准（这些标准往往通过各国议会立法），放宽工、农、文化商品市场，并开放包括金融、旅游、教育、保险、保健等服务业市场，同时还以经、贸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与任何抵触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就范…。

　　这一系列措施，至少引起两个严重结果，一是右派政党为转移视线，把劳资矛盾激化的原因推诿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身上，且由于外国人多无民意代表与投票权，便处于任凭宰割的地位；其次是金融投机市场不断扩大与泡沫化，终于引发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

　　过去，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众多的外籍劳工与移民与客居地人民和平共处，从来不见任何严重冲突。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推动带有“反伊斯兰教”性质的“反恐战争”之后，无论是“社会融合”、“风俗习惯”、“服饰打扮”、“高生育力”、“孩童教育”、“犯罪率”、“异族通婚”等等，突然间全都成了西方社会无法坐视的“肿瘤”。

　　谈及清真寺，其实中西欧各国凡人口密集之处都“遍地开花”。例如，德国就有400万伊斯兰教人口，160座大清真寺与2300座小规模礼拜堂遍布各大城市。英国、法国的清真寺也都在1500座之上，其他国家如意大利也有近800座，奥地利大小加起来至少有260座。最为荒唐的是，如果所有这些国家进行民意测验，则越是人口密集地区，越是能够接受这些“异教场所”的存在，反倒是越是与伊斯兰教活动毫无接触的偏远地区，越是接受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与挑拨。德国的伊斯兰教人口约有98%在德西生活，德东地区的排外情绪却最为激烈。瑞士公投情况也大同小异，即农村人口的惧外情绪最为严重。这一切说明问题不在于外国人那头，而在于本地的弱势、底层群体最易受到恶意宣传的愚弄。

　　据调查，旅居欧洲的伊斯兰教人口至少有70%以上不参加宗教活动，同样比例的妇女更是入境随俗，从来不戴任何头巾。令人费解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妇女头巾问题突然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甚至先后有几个国家（如法国与德国南部）特别立法，禁止妇女带头巾出入教育机构。其实，这些国家的修女几千年来穿戴上下严实包裹的教会服饰出入公共场所，从来就没人敢说个“不”。这种对针对伊斯兰教妇女的立法，严格说来就是赤裸裸的违反人权行动。

　　就公民投票而言，该手段虽然是一种对议会民主或间接民主体制的补充，但是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与共识，深奥的技术问题，易于煽动情绪的宗教问题，以及老百姓倾向于“越少越好”的税务问题，是不付诸公投表决的。这次，偏就自诩为“最民主”的瑞士，便在极右政党的炒作下，犯了常识性错误，因此也就成为一大笑柄。

　　近年来，不时可在西方报章杂志上见到清真寺前竖立几颗导弹的漫画，所表达的不外是指控伊斯兰教徒为恐怖分子。如今，禁止宣礼塔的建造，传递的信息也是“眼不见为净”，“走得越远越好”。就欧洲过去的不愉快历史，排外手段总是从强调同化和禁止异族文化开始，继而便是命令异族必须在服饰上标明特种标示以防止“鱼目混珠”，最后则是将非我类 “昆虫化”（辱骂为臭虫、蟑螂、老鼠之类），而这时就离驱赶和消灭手段不远了。

　　根据德国内政部的调查，二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严重暴力事件与日俱增，其受害者并非德国人，而绝大多数为伊斯兰教人口，其中也包括与伊斯兰教无关的黑人、印度人、中国人和“遭人误伤”的日本游客。总之，受害者多为有色人种。

另据社会学者调查，有色人种里唯有年轻妇女最不易察觉种族歧视行为。因此每每讨论种族歧视和排外问题时，常有年轻妇女挺身出来为老外的“温文儒雅”辩护，或是指责异性同胞“还不够认同于西方文化价值”。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盲点，只要是“反恐战争”继续蔓延，并引起扩及欧洲的连锁反应，那时姑娘们即便把圣经倒背如流也起不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