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伪造周恩来"临终遗言"事件内幕

2010-09-26 | 来源: 新浪读书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文革十年间，这是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谣言”案件。这起利用伪造周恩来“临终遗言”的事件看似荒诞，却折射出风雨飘摇的国家里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们的心情。

　　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手里拿着两份自己编造出来的“总理遗言”给他的父亲看，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一份是写给“小超”的。“蛐蛐儿”问父亲，“像不像真的”？他的父亲，杭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李容认真地看完后，说：“像是真的”。但马上叮嘱他“不要外传”。

　　时间是1976年2月中旬。周恩来去世一个月之后。轰轰烈烈的“文革”进行到第10年，中国人对各种传单和各种真假难分的消息习以为常的时代。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听父亲的话，这份手写的两则“总理遗言”依旧被他拿出去传播。

　　■ 传播

　　“蛐蛐儿”先把这遗言拿给他前几天一起聚会的朋友们看，“瓜子”、晨光、“大耳朵”等，2月5日的那次聚会上，大家还讨论过一番，总理在这个多事之时离世，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将会是什么？

　　现在，“蛐蛐儿”拿来的正是他们这些天来一直惦记的东西，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头脑的绰号“瓜子”，也是23岁，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像不像真的？得出结论，像真的。于是分头抄写起来。没有人问一句：“蛐蛐儿”，你个小学徒，从哪儿弄来这样的“国家机密”？

　　看到朋友们专心致志地抄写他拿来的“总理遗言”，知道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抄下去。“蛐蛐儿”知道，自己成功了——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这几天大量研读了周恩来讲话、报告，在晨光家里看到的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也给了他很大启发。

　　离开自己这群最要好的哥们儿后，“蛐蛐儿”把“总理遗言”又拿到厂里给工友们传看，就像他曾经看到的情景一样，工友们也不问来源，低头就抄。

　　“蛐蛐儿”还把“总理遗言”和其他学习资料通过邮局寄给了远在陕西户县工作的姐姐。他姐姐的同事“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

　　“蛐蛐儿”伪造的“遗言”开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他没有像别人传谣言那样，把传单偷偷一撒，来个查无实据。看到“总理遗言”的人都视若珍宝，偷偷传抄和转送。但是，当有人把“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以后，传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两个月后，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国各地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有这么两份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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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遗言”还随着这个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此案不再被大陆人提起，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韩文甫在他的《邓小平传》中还是记下了这一事件。(韩文甫《邓小平传·治国篇》)

　　■ 出笼

　　1975年周恩来沉疴已深。从8月到10月进行过三次癌症手术，但并不成功。进入12月，他时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年1月，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工作，国内形势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周恩来病情的加重，又一下子使得中国政治走向扑朔迷离起来。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十年。十年狂热和洪荒之后，是大厦将倾的局面，这场运动始终停留在“天下大乱”的程度，而没有朝毛泽东预定的“天下大治”转变，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经济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2月5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后的第28天，几位青年来到杭州市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回城知青“大耳朵”的家聚会。

　　这群朋友中，有半山发电厂工人“瓜子”、建设兵团的“阿斗”、知青晨光。最后来到的是刚刚失恋的汽轮机厂学徒“蛐蛐儿”，他进门时眼睛还红着。这天，“大耳朵”从乡下带来一块乡亲送他的狗肉，加上一军壶黄酒，算是开宴了。

　　聊天从“大耳朵”反映农村饥荒开始，说到“中央一号”文件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国运的担心，让这帮青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最后一个话题摆到眼前：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总理会提到哪些内容？

　　突然，一直被同伴们以为还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蛐蛐儿”踱到窗前，已然满脸通红，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演讲：“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瓜子”接着他的话：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

　　聚会结束后，“蛐蛐儿”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来的口吻起草了两份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