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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胡平:解讀晚年周恩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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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已故中共副主席、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評價是“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並贊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鄧小平也曾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願意說的話,做些不願意做的事”。盡管在文革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只是一個弱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國大陸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而且在周恩來死後,毛澤東並沒有參加他的追悼會,這些細節都從側面反映出周恩來的一生也是充滿悲劇的一生。本文選自《北京之春》2003年8月23日刊,作者胡平。


  

  1971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伊朗駐聯合國代表阿什拉芙公主


  一、評周最難

  評周最難。評周之難,不僅在於我們對其行為難有全面的了解;評周之難,尤其在於我們對其處境難有准確的把握。

  相比之下,評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在當年的中國,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其意志、思想和個性。所以,晚年毛澤東的形像是清楚的,明確的。我們對之既不難解讀,也不難評判。


  晚年周恩來的情況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終是前台人物,表現很充份。但是,人們有理由推測周在後台還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現。因為我們對周在後台的表現不甚了了,所以我們心目中周的形像就是殘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變形的成份,此其一。

  第二,鄧小平也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願意說的話,做些不願意做的事”。問題是,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壞的都是違心是無奈。針對著中共在講述文革時揚周貶毛的傾向,毛的後人就發過“好事都是他們家(指周)幹的,壞事都是我們家(毛,江)幹的”的牢騷。


  第三,再說周在文革中的違心的表現,違心,為什麼要違心?都是出於必要的自我保護嗎,抑或有的僅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畢竟,周在中共黨內樹大根深,頗有實力,照理說是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對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為什麼要一味順從毛呢?所謂“相忍為黨”,“照顧大局”,在什麼時候是一種自覺遵守的更高原則,在什麼時候是一種韜光養晦之術,在什麼時候只是一種屈服的借口?

  第五,關鍵在於,周在中共體制中究竟處於何種境地?周順從毛,有幾分是主動,幾分是被動?主動意味著什麼,被動意味著什麼?考慮到周本人正是該體制的締造者之一,上述問題就變得更復雜了。凡此種種均可表明,評周確實相當困難。盡管說人們對毛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評毛的分歧多半源於不同的價值標准;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價值標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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