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之弊遠大於利

2015-09-15 | 來源: 梁建章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15年5月30日，金刻羽教授在TEDxChaoyangWomen大會上發表演講《面對中國未來的領袖》（Meet thefuture leaders of China），談及獨生子女一代的特征和他們對中國和世界未來的意義。金刻羽生於1983年，於2004和2009年分別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和博士學位，2009年至今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

　　根據網絡資料，金刻羽的父親金立群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2015年8月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2012年，金立群和金刻羽聯名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歐洲應向亞洲取經》(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批評歐洲各國只會沒完沒了地爭吵，建議他們向亞洲學習務實精神。

　　金刻羽在演講中表示，獨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女性地位，但也坦陳該政策的諸多負面影響。金刻羽是來自中國高層財經官員家庭的獨生女，在中國完成初中學業並在海外接受後續教育，她的觀點在中國城市精英乃至高層官員家庭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鑒於此，我們以此文來述評金刻羽教授的演講。

　　一、獨生子女是否優於非獨生子女？

　　金刻羽提到：“計劃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力資本的積累。這一點說起來非常簡單，背後的原因也很簡單。過去，每個城市家庭都有3到4個孩子，現在卻只有一個。平均來講，96%的城市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數量的減少換來的是質量的提升。因此，在我們這一代，每個孩子都獲得了巨大的教育投資。”

　　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人力資本包括質量和數量兩個方面。在相同的質量下，人力資本與數量成正比。只要質量上升不足以彌補數量的減少，就不能說人力資本會增加。至於質量與數量是否可以換算本身就是問題。比如，中國目前職業高中畢業生供不應求，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則相對困難，很難說一個大學生的人力資本就大於兩個高中生。

獨生子女們真的需要兄弟姐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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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本的培育涉及家庭、學校和社會。從家庭因素來看，比起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平均確實獲得了更多的教育投資和父母關愛，也更多地承載了家庭的希望。這點早就為不少研究所證實（如陳科文，1985；風笑天，1992）。但至於這些條件和願望究竟對獨生子女的成長會產生什麼影響，並沒有明確的結論。

　　有人認為，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資提升了孩子的成績，但也有人認為由於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造成孩子心理壓力過大，太早失去童真，不利於保持學習和工作的後勁。還有人擔心，由於缺少兄弟姐妹以及從小更可能被長輩溺愛，獨生子女比較容易產生孤僻、任性、敏感和自私等性格缺陷，缺乏吃苦耐勞、冒險進取和團隊合作精神。

　　在我們檢索的中文文獻中，並沒有明確的研究結論可以證實，在扣除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等背景因素後，獨生子女在學習成績上要顯著好於非獨生子女。曾滿超（2012）曾研究了山東省濟南市的高考生，發現獨生子女的高考成績要好於非獨生子女，但並不清楚這種差異，是否是因為兩個群體的家庭背景不同所致。黃琳、文東茅（2008）曾比較了首都高校的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狀況，發現獨生子女家庭經濟文化背景優於非獨生子女家庭，在校支出更高，但學習主動性的不足導致他們在學業成績上落後於非獨生子女。

　　規范性的研究（風笑天，1990、2002；李學斌，1998；肖富群、風笑天，2010）也表明，同一代人中，獨生與非獨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各有所長，兩者間的差異比人們預想的要小，很多差異會隨年齡增長逐步消失。中國在城市和農村普遍實行的分別是“一孩”和“一孩半”政策，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也使得相應的教育學和社會學研究，無法分辨出政策對整代人的影響。

　　相比之下，國外對家庭孩子數對學業的影響要更系統和深入。比如，Zajonc（1976）、Taubman和 Behrman（1986）、 Downey（1995）和Joger（2009）等認為，孩子的成績與兄弟姐妹的數量成反比；但至於這種差異究竟是否真的反映了因果關系則存在很大爭論（Guo, VanWey,1999; Downey, 2001）。更不清楚的是，兄弟姐妹數量造成的成績差異是否可以延續到成人階段。

　　能力的培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拔苗助長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孩子的相對成績，但未必能在宏觀上提升大家的整體能力。微觀有效不一定表示宏觀有利。只有一個孩子時，家庭的希望和投資都會集中在這個孩子身上，不要輸在起跑線會成為常態。但如果所有人都提前偷跑、提前沖刺，那只是徒增大家的壓力，並不能在整體上讓大家跑得更快。如果每家平均兩三個孩子，人們也許不會如此焦慮，養育孩子的方式可能更從容、更健康，孩子的後勁也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