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史学“碎片化”(图)

　　我于社会史一行至今犹在门外，私心常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远看和敬仰为应有的正确态度。行龙教授所作的《走向田野和社会》一书，是我阅读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史着作之一。

　　当今史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碎片化”。

　　《走向田野和社会》由五个部分汇集而成，虽俱能以学力所积发为论说，并往往有引人入胜之处，但就我个人而言，其中名为“理论反思”的那一部分因其从社会史讲起，又在实际上更多地涉及了这个时代史学本身面临的一些问题，似乎更易发生感应，并能由问题引出问题和由问题触发思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作者的学术生涯始终在以社会史自任，以社会史自守之中，可谓不负初心。而三十多年如一日的沉潜于此中，也使他对中国社会史在这三十多年里的走向、取法、演变、得失，以及其间的异同，皆能知之独深而言之切入。因此，他所名为“理论反思”的这些文字，大半都出自于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和审视。而以“反思”作统括之称，也说明了这个过程虽能一路自为伸张，气象万千，但与之相伴而行的，则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中的问题和须得从长计议的问题。其中因他不止一次提到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史学的“碎片化”，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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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时由往昔而来，又常与往昔成对比，在我的记忆中，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初开始，学界曾有过群起挞伐“宏大叙事”的众声喧哗，其声势正与此日群起挞伐“碎片化”的众声喧哗可作等量齐观。旧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言人世的循环往复和盛衰无常。然而以九十年代比此日，则具见中国学界的风水迁徙本不用三十年之久。其无常又比旧谚所描划的世情在时间上更短。作者不止一次地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以说明人在潮流之中力争上游的身不由己。以我之愚钝，虽读史三十多年而大半都在懵懂之中，实很少有“预流”之想。因此，站在不争上游的立场旁观力争上游，则目睹二十年之间的这种潮来潮去，既深感我们一代面对的“新潮流”已远比陈寅恪先生那个时代更不可知和更不可测，也深感努力“预流”于既多且杂，而且此起彼伏的新潮流之间者的艰难困苦。作者曾列举“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所形成的“细致理解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层理论”说：

　　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端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的解释方法等。

　　与这些被称作“中层理论”的东西同时俱来的还有“叙述史学的复兴、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开展”以及“中国中心观”、“自下而上”、“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社会医疗史”，由此汇成一个发端于海外，而后又被引入中土以影响中国人的天演进化过程。这是一个了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他几年之前开列的这些名目之后，眼下所见，至少还多了“新清史”、“器物史”等等。就其流派之多和笼罩之广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与这些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新潮流”对映于史学的另一头的，则是九十年代之前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碎片化”，在九十年代之后成了中国史学界深被关注的“现象”。

　　在这些各成流派的“新潮流”里，每一种流派既能各自立说，自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的同时共存而不能互相合一，又以其相互之间的界限分明，说明了每一种流派其实都是各有局限的。而后是道理和局限之间便需要一种合度性。出自彼邦的各色流派之所以能使中国人悦服，正在于他们以实际的研究演示其理论的过程，内中本自各有这种自觉的合度性。合度性使理论能够真正转变为方法，然而相比于理论之可以由文字表达而见，合度性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各经九转成丹而得的史识，是一种因运用而见的东西，从而是一种无法附着于理论，用清晰的叙述展示通用法则的东西。然则比之各成流派的这些理论，其实是对这些理论之合度性运用的认识和把握更困难，而且困难得多。但前者只须直观，后者则需要体验，由此形成的是发生在接受过程中的一种落差。因此，二十多年里，我们一面惯见各种流派的外国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阐释和推演，以及半是临摹半是附会的效而用之。一面又惯见这种用外国理论描画中国历史的过程里常常会出现的理论的失真和历史的失真。两种惯见之间所缺失的大半都是合度性。在没有了合度性的阐释、推演和效而用之里，理论会失去分寸，历史也会失去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