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见老神仙回忆陆谷孙老师(图)

2016-08-06 | 来源: 澎湃新闻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陆谷孙老师于2016年7月28日下午去世，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刚从胃镜和肠镜的全身麻醉中醒来不到两个小时，人还有些恍恍惚惚的，不是太能反应过来。到了晚上，人完全清醒，翻看陆老师的微博，往事涌现，悲从中来。

　　九二年摄于香港，戏称“卖拳照”。

　　陆老师名满天下，身后纪念如潮，从官方到民间，备极哀荣。我非陆老师学生，也非关系密切者。事实上，从1987年第一次见到陆老师，我在这近三十年中仅见过他四次，其中有两次还只是远远眺望，并无交谈。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交往，却留下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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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听说陆老师的名字，是在1982年考入复旦中文系后。我最初是报考外文系的，后来因故改投了中文系，但是对学外语还是有强烈的兴趣，对外文系更是有一些爱而不得的特殊情结。当年复旦外文系绝对是大牛云集：林同济、杨岂深、杨烈、伍蠡甫、徐燕谋、葛传槼……个个令人仰望，随便哪位在今天都可以成为镇系之宝。陆老师是他们的后辈，但我从一开始就把他归入外文系大师群，是因为我得知他是《新英汉词典》的主要编撰人之一。

　　在词典多如牛毛且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一本英汉词典在当年对我们的意义。“文革”后，英语开始变热，各种英语讲座、学习材料和读物纷纷涌现，人们求学如渴。但是问题来了，无论你是什么程度的英语学习者，都需要一本收词丰富、权威可靠的英语词典。《新英汉词典》就是当时国内唯一像样的英汉词典。没错，在这之前还有郑易里先生主编的《英华大词典》，但那完全是由一本英日词典照搬过来的，把原文中的日语全部替换成了中文，而且初版于1950年，到1984年才重新修订再版，在这之前根本无从寻觅。当年有一个“光华出版社”，影印了大量的国外资料，包括不少英语词典，我在福州路外文书店楼上“外国人禁入”的门市部里就买过不少。但是这些词典中，后来红透天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和《朗文高阶英语词典》其实侧重于搭配和惯用法，收词有限，阅读稍微深一点的原文就派不上用场了。影印的原版词典中，有一本《简明牛津词典》，虽然名字低调，其实非常权威，而且词汇量大，释义也精当，但遗憾的是解释用的词一点也不简明，往往比词目还艰深，所以其实不适合学习者。这本《简明牛津词典》，最初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福勒兄弟，葛传槼先生还是印刷厂学徒的时候，给福勒先生写信，指出了《简明牛津词典》的几十个错误，福勒给葛先生回信，虚心接受，并对其英语大加赞赏，成为一时佳话，葛先生也因此一举成名。顺便说一句，葛先生也是《新英汉词典》的编撰者之一，而陆老师又是葛先生的学生。说来说去，在当时能够到手的英语词典中，能看懂的收词少，收词多的看不懂。收词既多而又能看懂的，就只有《新英汉词典》了。据出版社的人说，到今天，《新英汉词典》总共销了一千四百万册。

　　1984年4月30日下午，复旦发生了个大事件。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到复旦。在复旦，里根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相辉堂发表演讲。关于这个演讲，至今我记得两句话：“We love peace. We hate war.”（我们爱和平，我们恨战争。）里根在复旦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与谢希德校长到3108听陆老师的莎士比亚课，然后对学生作了简短讲话。对这两个事件，我们都难以忘却，因为除了被挑选了去相辉堂和3108的学生之外，其他人都被命令在自己的宿舍听直播，不得出门。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陆老师，是在1987年外文系召开的一次西方现代文论的座谈会，地点在相辉堂斜对面原来外文系的老楼里，参加者有陆老师、张廷琛老师等人。当时正是西方文论热，我是中文系研究生，也趋之若鹜，还凭着一知半解，在会上大放厥词。具体究竟讲了些什么，今天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展开猛烈批评，还记得一边讲一边偷看老师们的反应：其他人都不以为意，只有陆老师微露惊异的目光，全程关注倾听。很多年后，我在微博上向陆老师谈到这次会议，陆老师说记不得了。老师当然不可能记得所有不认识的学生的发言，但学生却一定会记得所有老师关注的表情，还会记得老师当天穿白衬衫，风华正茂，英姿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