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是不是做得很差？(图)

　　授奖仪式，温良剑（右一）

　　温良剑因为“对中微子研究，特别是对（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theta13非零的原创性贡献”荣获2016年IUPAP青年科学家奖。我是他的博士导师。不过，挫折才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导师。

　　“老师，我是不是做得很差？”

　　七年前的一个晚上，半夜十二点，温良剑给我打电话，声音很沮丧，一开口没头没脑就问：“老师，我是不是做得很差？”

　　当时，他正在一个工厂监制几个容积40吨的有机玻璃存储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是不是出事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现场正急等着这几个罐子，已经拖了一个多月工期，再出什么事儿就会影响到整个实验进度。

　　按设计，这几个有机玻璃罐外面要包裹5毫米厚的玻璃钢。白天施工时，温良剑很用心地记下了树脂的总用量，晚上回去一算，发现按用量算只有3.5毫米厚，达不到设计指标。树脂凝固后无法再补，要求返工的话，得打掉重来，即便厂长同意，也要影响工期。如果不返工，机械强度不达标，灌入40吨液体闪烁体后，有机玻璃罐有可能破裂。进退两难，纠结到深夜，还是忍不住给我打这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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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感到过极度沮丧的不是好博士生。在对自己的能力极限发起挑战时，总会碰壁；而始终呆在心理舒适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不会有这种体验。

　　事实上，让他感到沮丧的并不完全因为这一次困境，而是在半年驻厂期间多次挫折的累积：几乎没有一件事是顺顺当当的。

　　

　　你有 Productive Anxiety 吗？

　　工程的煎熬

　　本科实习期间，温良剑就完成了两项研究，其中一项出乎我意料地提出了新方法，后来在SCI杂志上发表。开始读研后他也表现出色，大亚湾实验的美方发言人陆锦标教授称赞他是整个合作组中最好的学生。因此，我们让他担任了反射板研制工作的负责人。一般来说，极少让学生承担这样的工程任务，因为做得不好会拖累整个实验，责任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