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信息一再提醒我们：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各个民族和国家已被编织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全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确实，国际之间的人才流动越来越自由，跨国或者跨洲际的国际共同体正在日益冲淡族国之间的界限，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把人们的时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民族战争和民族争端仍然时有发生，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因素。英国的安东尼•D•史密斯曾经论述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存的局面短期内尚不容易消失。现代人大都处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冲突的夹缝中面临着价值选择。尤其是留学生，在双重文化影响下，他们灵魂深处临歧徊徨的价值飘忽，更是严峻。笑言的长篇小说《没有影子的行走》里的人物命运与人生际遇就是在这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的。
小说主人公曹嘉文具有浓厚的的族国情结。刚移民加拿大时，与老家是圣地亚哥的络腮胡子就进行了激烈辩论。络腮胡子说他喜欢加拿大，住在加拿大，加拿大就是他的家，为什么还要提智利的老家？加拿大才是他的祖国呢。 曹嘉文憋不住跟他辩论：“我最看不惯数典忘祖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他可以在地点上离开，却无法在心灵上背弃。中国是我的祖国，加拿大是我的选择，我来到这片土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我对祖国的热爱却并不需要解释。”曹嘉文也对詹妮弗说：“我们中国人很讲传统和故土，我们忘不了黄皮肤黑眼睛。不管离开多远，长江黄河永远是老家。” 有一个中国人到加拿大后，一获得加拿大国籍就去了美国，曹嘉文挖苦说：“他去美国不过两年，拿的还是加拿大护照。可说起话来，好像祖祖辈辈都在美国，比美国人还美国人。”但是，美国人不这么想，在美国人眼里，他永远是中国人。李文和不是个很好的例子吗？他努力进入了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结果还不是一样被人家踢了出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终究是外人。
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伦》中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留学生大多年轻有为，颇富才华，精神敏感，他们来到异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主动的精神流亡，意在流亡中获得更大的自我。但这种觉知往往是分裂的：一方面，看到了两种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发挥和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却又在西方文化的排斥中不得不寻找民族主义的温情以得到安慰。
他们都看到了加拿大的一些优点。一些事实和现象可以说明。何芳设计的产品获了大奖后，她的老板封锁消息，何芳很为难去谈，汤姆则很惊异地看着她问：“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去找老板当面谈？……当然是谈钱，要求加薪和奖励啊。这是一个公平的国家，付出了就要有所得。”西方更注重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中国则对个人的东西缺乏觉醒，这与中国人传统上对待金钱的观念与教化有关。华侨服务处主要是想为中国老年人建立一个社交场所，老年移民人数少，办不起班来，所以他们也欢迎探亲的老人去听课，汤姆说：“这是不对的，政府的拨款不应该用于其它目的。我们纳税人交的钱不该这样花掉的。”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不能将个人的义务高高地压制个人的权利，个人有监督的权利。曹嘉文投诉了管理员一向蛮横恶劣的楼道管理员，使得房产公司正式道歉。在加拿大游人很多的地方，还能保持十分整洁的环境，而在国内，连天池、阿里都不能保持原貌。当地的居民操着普通话、广东话甚至英语围追堵截着游客，白色污染毁坏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你要跟国内的人讲这里环境好，人家不骂你卖国贼才怪 ；这里的小孩子那么小就知道香蕉皮不能乱丢。加拿大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更尊重个人权益、相对来说更文明、更公正的文化，具有某些方面的强势。
留学生们到加拿大开辟新的疆域来实现自我，一方面是基于西方更加自由的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失望。小说隐隐约约地传递出这一信息。“假公济私的窍门，中国人没有不精通的。别说高官巨贾，就连一般的小老百姓，也知道把单位的红头信纸拿回家给孩子做作业，出了国的则把公共厕所的手纸卷回自家的卫生间。”假公济私和官本位文化是十分醒目的。中国有些人在很多正式场合居然不穿西服，而代之以五花八门的夹克和T 恤，尽管都是名牌，却显得不伦不类。中国的教育考察团考察成了变相的旅游。考察团一行六人，全部男性。四个中专校长年龄都在五十岁开外，教育厅派的领队和翻译年轻一点儿，看上去不到四十。考察团考察完学校，然后考察风景名胜，考察赌场并亲自实践，考察夜总会并亲自按摩，可谓“深入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所描写的他们的行为很符合中国国情。在加拿大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段描写非常出色：
“考察团的同志们兴致勃勃，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打扮，甚至同一种表情，轮流上场，请曹嘉文替他们拍照。夸张的时候，曹嘉文脖子上挂着六个傻瓜相机。老万开玩笑说，再穿一件到处是口袋的马甲就更像摄影记者了。曹嘉文摇头说不像，怎么看都像卖玩具照相机的。”
（曹嘉文和老万）“把客人们拉到各个景点参观。本来六套西服站在一起就挺扎眼，再加上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摄影留念，单人的、双人的、合伙的、分组的、集体的，名目繁多，招摇过市。更有趣的是行动整齐划一，上厕所也是一排六件西服，醒目得很。”
非常的中国特色，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留学浪潮的高涨可以说是希望与匮乏双重处境结合的产物。新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都拼命地希望挤入主流社会，努力在新的土壤里落地生根。加拿大的移民签证，照字面直译就叫“落地纸”。曹嘉文和苏南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做白领，老万头脑灵活抓住机遇开了移民公司，而禀赋着东方女性特有温良品质的何芳嫁了洋人，生了可爱的混血儿子，在事业上更是一帆风顺……他们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融入主流社会。何芳甚至教育曹嘉文天天换领带，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然要入乡随俗，融入主流社会！ 强调这正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要慢慢适应。
但是，他们真的“落地”了吗？不！“他们的‘洋派 ’终究不能彻底，而对于故乡，他们已是异类。”他们是在民族的缝隙中漂泊着的一群。他们加入了全球化的潮流，又被全球化挟裹着，找不到自己的根基，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势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产生了全球化文化，也只是一种没有传统和时间归化的弱记忆文化，一种游弋不定的文化，也只能是虚构的神话。所以，这个群体的惜惜惶惶，主要是找不到精神和灵魂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民族的记忆主要就是身边的中国人和日常生活的夹缝里同族人偶尔使用的中文。小说有一段写老万在上海老家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时的感受：
“登上468 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指指点点，环视整个上海的时候， 他觉得上海在气势上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都市。对故土的依恋，对文化的归依，悬浮在这空旷的高空。人生的道路，往往是由环境决定的，自己的选择，无非是大前提下的自我安慰。老万的记忆倒是被老人们唤醒。那时候住在狭窄的弄堂，他跟着妈妈到菜市场买菜，鸡毛菜几角，猪蹄膀几块，至今还记在心里。大白兔奶糖是考了双百才有的奖励。难得去老城隍庙吃几次小吃，回回不重样。南翔小笼、乔家栅点心、王家沙点心、油汆馒头、生煎馒头，还有很多忘了名字的。熟悉的房间，熟悉的家具，只不见了他的旧床。当年他结婚挤在家里，床的质量不好，总是吱嘎吱嘎响，搞得他早晨起来没有面子。老万太太干脆管那床叫“计划生育床”，监督他们，少干坏事儿。”
是啊，他们依靠记忆恢复了民族感受，心灵深处最温柔的领域。但，他们“对故土的依恋，对文化的归依，悬浮在这空旷的高空”！这是多么精妙的隐喻！
老万有着很浓的母语情结。他一方面需要运用英语作为交际工具，另一方面又想永远勿望中文作为自己的根基。老万反思：“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也离不开自己的母语吗？” 他们认同的焦虑同时也遗传给了孩子。孩子是没有民族记忆的，为了维持孩子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唯一的方法是想办法让孩子学好中文。老万最忧虑的是：“中文对于孩子们，正像他们对于父母，越来越遥远。”小说有一段说的很好：“出国的人，很少不打孩子的旗号。都说自己出不出国无所谓，千方百计出来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孩子生活在这里，遂了大人的心愿。可孩子们多半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去生活了，他们何必要费那么大劲儿学中文？有意义吗？英语和法语已经够他们应付的了。上学是外语、电视节目是外语、小孩子之间的玩耍还是外语。跟同学相处的时间比跟父母亲近的时间多得多……”“大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这种企图自己都实现不了，孩子又怎堪重任？大人的职责是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子孙后代的义务。” 孩子的顶撞：“别老说你们出来是为了我，我压根儿就没有选择过。你们自己放弃了中国，现在凭什么要我说中文？如果说爱国，你们干吗熬着盼着要入加拿大国籍？” 这不仅仅是情绪性的语言，也确实令我们深思！詹妮弗不也说吗？“你们很奇怪，平时你们中国人自己在一起，老爱说中国的坏话，可别人说你们中国不好吧，你们还挺恼火。要说你们爱国，你们又千方百计办移民，逃也似的离开自己的国家。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中国人！”
他们是永远矛盾着的一群，精神价值分裂了的一群，是被价值选择悬在空中的无所依傍者！“故乡是永远的，传统附丽于那片土地。一旦走开了，再说什么都没有临场感。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被自己的传统除名，也许那个智利人说得对，干脆抛弃自己的传统，换成加拿大的，才会快乐。传统是游子的影子，一个没有影子的行走，接下来的，必然是孤独。于是，他明白了，他渴求苏南、渴求何芳的愿望何以那么强烈，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影子。”
萨义德说：“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新移民的出路不是执着于一端价值的抉择，而是要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面对自我本体的实现与生命感受的最大敞开。实际上，我们每一次身体的转移都是一次“被抛”，一生中我们不知要面对多少次“被抛”状态！那么，每一次“被抛”就应该是一次新的“开始”。萨义德在《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中深入探讨了“源始”（origin）之不可能及“开始”的意义，主张没有神化的、单一的、特权的“源始”，而是不断重新检验的、复数的“开始”，这些“开始”不仅因应不同情境的需求而产生，而且是“产生意义的第一步”。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崇拜，着重在不同历史情境、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政治脉络下所开展的新意。也就是说，传统、民族、国家曾经是我们的“源始”，但不要把它当作沉重而冗长的辫子或者梦忆而阻碍了自我更加丰富而充盈的人生体验的发展。我们能够有主动的“被抛”，为什么不能有主动的“开始”呢？
小说的反思是极其深刻有力的：“文化是根植于传统的，传统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地。坚持与生俱来的传统，又走在别人的土地上，结果只能是孤独。这孤独可能很凄美，但注定不会有结果，两种传统相互抛弃相互扼杀远比相互接纳相互扶植来得容易。”前言也写到：“兼顾两种文化始终是移民美好的愿望，同时也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传统文化是游子永远的身影，没有影子的行走，艰难而怪异。移民只属于自己，坚硬的灵魂下面，他们的‘洋派’ 终究不能彻底，而对于故乡，他们已是异类。”其实，表面上看，他们的行走是没有传统的影子的，而实质上，在灵魂的底层，传统的影子、传统的因子已经深深地内化并积淀下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拖着过于沉重的、冗长的传统的影子在负重而行。因此说，他们的“没有影子的行走”，其实是一种“拖着影子的行走”。
苏南父母的话永远教人放心：过得不自在就回家来。“可她知道她不会回去了，她离开那块土地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也许这就是代价吧。她坚信自己不会被自己追寻的文化所抛弃。她深谙这个社会的法则。”苏南的去国也许更艰难、更决绝，所以，她的影子或者传统的辫子可能更少一点、更短一点，但她过于认同“自己追寻的文化”，很可能会丧失自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要学会超越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开始”中产生“意义”，而超越的唯一基点是“自我”，让自我充分地展开。尊重自我的生命感觉而不为文化所累，让自觉的个人意识在坚硬的族国意识的外壳内部发育成熟并且突破外壳，外面的阳光就会眩目地沐浴着你。
诚如小说作者笑言在前言里所说：“终极意义上的超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个体超越传统、超越族国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终极标准，应该是明确地存在着的。这一终极标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来说，都具有久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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