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众流格局

　　继《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之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近期又推新着《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继续其对1949年之前中国文博事业的梳理与阐发。作者曾着文表达《名山》的基本观点，并以《和声：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众流格局》为题发表于2014年5月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下为《和声》全文转载，配图系编者所加。

　　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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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上，1949年之前的中国博物馆全景被简单地描述为由多个孤立的事件节点构成的单一线索，从作为近代意义博物馆的肇始环节——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经过清宫帝室旧藏改造而来的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到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便戛然而止。如果对这条扁平而单调的线索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显着的缺陷：首先，各个孤立的节点之间存在太多的空白，而更重要的是，各个节点其实貌合神离，或者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

　　事实上，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状态超出我们的预想。1947年教育部仓促统计全国博物馆的萧条状况似乎证实了博物馆事业的一穷二白面貌。全国只有区区16家博物馆。不过，这个数字既不审慎，也不公允。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在抗战期间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恰恰就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博物馆迎来了自己的小阳春。1935年5月18日，在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和故宫博物院马衡的联合倡导下，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景山绮望楼成立。一年后的1936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年会。虽然无人料想到初次登台即是末代绝唱，但是，中国博物馆协会毫无疑义地留下了华彩照人的一面。机关会员从最初登记的30余家，到编辑《中国博物馆一览》时达到62家，而且，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显示，这个数字远不足以概括当时中国博物馆的全貌。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核心成员大多活跃在平津一带的金石器物学传统之中，对于同时期的自然史和地矿博物馆、从属于民众教育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合并或者附设于图书馆的博物馆都缺乏关注，在地域上对大城市和东南一线以外的地区也覆盖不足。

　　如果说当下对早期博物馆史的认识不过是一串孤立的单音，这是否可以仅仅归咎于叙述空间的局限，或者是史实不清晰，史料不完备？随着更多的关注，更多细节的填补，我们的认识是否可能有整体性改观吗？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细节的添加可能促成一条单声道的出现，而且，在单音状态下尚不明显的音节之间的冲突将变得尤其刺耳。那么，目前认识的症结在哪里？这就是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博物馆历史从各自母体中抽离出来，简化成按时代顺序编排的人物、地点、器物和场所的扁平序列。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去情境化过程的话，逆向的再情境过程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也就是重新发现早期博物馆史的和声。这样，博物馆史就能超越刻板的物史，回到鲜活的文化史上，并进一步上升到通过物质和物像表达的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