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美国姑娘的故事消费降级

　　过去的一周我都被迫扮演着情感问题专家的角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的故事，也是独特的美国姑娘的烦恼：她热爱自由，包括性自由，却和一个极为传统保守的帅哥坠入爱河，俩个人除了心中的枷锁外，还经历着美国版的消费降级。

　　在中国的语境下，消费降级似乎是低价消费品大行其道，二手货交易火爆，还有些宏观指标如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大幅回落等。在美国，所谓低价消费品一直就大行其道，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即使家有豪宅，即使为人显贵也不觉得要花很多钱在吃穿玩乐上，这也为中国制造在美国长胜不衰打开了通路。美国人对二手货交易也颇有兴致，买卖二手货是美国人不贪虚荣、实用至上的写照，谈不上什么降级不降级。

　　算上闺蜜保守型男友的境遇，我到美国后亲耳听到的、鲜活的真人版消费降级屈指可数。印象很深的一个事例要追溯到奥巴马当政时期，在经济大衰退后，美国人的日子不好过。一个寿司店的老板讲了个花絮：店里有一个常客在经济窘迫的日子来寿司店就餐，他只是点了一份米饭，打包带走前，又向饭店要了点酱油。常客离开后，寿司店老板出门倒垃圾，突然发现这个常客正坐在路边的车里，大口吃着大米饭泡酱油。

　　从寿司降级到大米饭泡酱油可以归绺为经济大环境不好，闺蜜男友的消费降级则纯属性格缺陷所致。

　　闺蜜男友是百老汇的技术人才，过去十年一直为百老汇的精典剧目提供技术支持，年景好的时候一个月上万美元轻松入手。一年前合同到期，对方没有续签，他瞬间成为百老汇的弃儿。以他的才华，没有百老汇生活也有无限可能，但他铁了心要重回百老汇，耗光了老本，一再蹉跎岁月，熬到现在已经无力支付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风光的公寓。

　　我问闺蜜，他从租的公寓里搬出来后住哪？闺蜜红着眼圈说，要么每天睡在自己的车里，要么睡到布鲁克林大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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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去巴黎采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时，他正因为《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而大热，他的书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书中皮凯蒂恰到好处地印证了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性，以及在全球的普遍性。所谓的消费升级、降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不平等的反应。

　　就如同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即使国情不同，也可以套用这个句式：消费升级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消费降级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时皮凯蒂就对我说，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正确合理财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防患于未燃就要构建金融透明和财政体制，污染税可以是很有用的政策工具，但普遍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承担。如果国家希望设立公平的税收体制，那么房产税和收入所得税都要有。

　　

　　（有人说消费升级降级无非是喝茅台的升级了，吃榨菜的降级了；在美国无非是吃牛排的升级了，吃麦当劳的降级了。图：金焱）

　　除了歌舞升平就是歌舞升平

　　衡量贫富不均有几种不同的角度，中等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其中一种。而我请教的美国教授Fink告诉我，近两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两个层级间是扩大的。在美国的社会分层中，底层人口不到40%，其中各种收入交税前一年算下来3.3866万美元的人群算是稍好的，更捉襟见肘的美国最底层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税前年收入则仅1.3607万美元。对这些人来说，收入不仅意味着劳动报酬，更多的是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一度被认为扶贫最有效的低收入税收津贴。

　　美国社会分层中不到20%的人口，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数据，税前年收入属于美国的中间值，大概为每年5.9145万美元。另外不到20%人口属于中等偏上人群，他们是美国年收入为9.9188万美元的中的一员，在他们之上的则是美国的富人阶层。富人阶层的最底端是税前年收入平均为27.8856万美元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他们之上，是税前年收入为164.7988万美元的财富金字塔塔尖的那1%，而美国0.1%的超级富豪，税前的收入为758.7678万美元。